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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們能否自清自律？（上）

37 終於見到了賢啟法師

車子終於來到了首都機場，我的心稍微了安定一點，但還不敢放鬆，我想要等我登上飛機，才算可以鬆口氣。此時大約兩點多鐘，機場裡人很少，這是平常難見的機場清靜的一面，零星的乘客散落在候機廳各個角落，看上去困意朦朧。我在候機廳裡找了一個偏僻一點的地方，把身上背的包卸下來放著，減輕一下身體的負擔，自己也坐了下來，現在總算可以休息一會了。但我不敢安心坐著，因為太困倦了，我擔心一不小心就會睡著，而出於戒律和安全因素的考慮，我不能睡著。於是我坐了不久便站起來，來回踱著步子，實在走不動了就坐一會再接著走，勉強使自己打起精神。時間極為緩慢地流逝。我一次又一次地看表，每一次看表都感覺距離登機還有很久，但我做不了什麼來打發時間，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之中，心裡不覺對於精舍的法師、同學們還有著一份牽掛，想到，到了早上四點多她們起床的時候，發現我竟然不見了，會是什麼狀況？會不會很慌亂？我有些擔心她們。但是事已至此，擔心也沒有用，我就在心裡默默地誦念大悲咒，為她們祈求，希望她們能夠安然地度過這個“我失蹤了”的事故。好不容易，熬到了四點半，這下才感到，距離登機的時間近了。我給賢啟法師發送資訊說：“頂禮法師！賢瀚大約兩點鐘到機場，估計過半小時就可以進安檢了。”4:50，我收到了法師的回復：“辛苦了！”

早晨的機場開始生起生機和活力，我的精神也略略振奮了一些。在朝陽中，我順利地坐上了飛機。上了飛機，我又給賢啟法師發送資訊說：“頂禮法師！我登機了。現在感覺安全多了，感恩法師！”他很快回復我說：“我們也在候機，10:00見。”我說：“感恩法師，法師辛苦了！”法師說：“你最辛苦！”飛機准點地起飛了，仿佛沒有任何遲疑一般。現在，我不必再擔心會有人從後面追上來了，但我的心也沒有如我想像一般踏實下來。這時我心裡充滿了茫然：現在我是逃出來了，但我只知道下一步我將要跟賢啟法師會面，再下一步是什麼，我就完全不知道了，就連我今天晚上將會住哪裡，我也不知道。其實，關於我的後續去向，在我考慮是否要逃離精舍的時候，和賢啟法師約略討論過，我本來想具體問一下法師，但我擔心一旦問了他，我多了抉擇的參考因素，就更難下決心離開了，我想乾脆不給自己留“後路”，就索性不問了。大約九點半，飛機著陸了。我馬上打開手機，收到賢啟法師的資訊，他說他與隨同的人會在機場接我。下了飛機，我往出口處走，想到馬上就要見到賢啟法師了，我的心情有些緊張和激動。在這危難之刻，法師對處在深淵之中的我伸出援助之手，以他親身的表率向我彰顯了正義的存在，這對我的生命而言，意義十分重大。先前法師給予我救拔，就好比我在深淵中只能抓住法師伸出的手，但看不見法師的樣子，而現在，我馬上就要見到法師了，可以想像這對一個將要出離深淵的人來說意味著什麼！見到賢啟法師，我將有機會更加充分地跟他溝通有關短信事件的種種，雖然我們為著這件事已經互動了將近一個月，但畢竟遠端的聯繫還是隔著一層什麼，難以表盡我的心情——我的內心有太多需要紓解的東西了。還有一件比這更重要的事情是，對於舉治師父，先前法師略提及已經有了辦法，但具體是什麼沒有詳說，對此我很期待跟他深入談一談。去往機場到達廳的路，感覺有點曲折和漫長，我感覺好像已經走了很久，可是還沒有到。走啊走，終於，在人潮湧動中，我遠遠地看見賢啟法師了，我趕快朝他走過去，這時他也看見我了，就大步流星地朝我的方向走過來——就像他出現在龍泉寺、極樂寺時候的氣質。等我走到與法師距離不算太遠的地方時，我就地頂禮他，當時周圍的行人很多，法師表情突然有些嚴肅，示意我在這個場合不必頂禮。與他同行的人上前來接過我背的包，我們就快速地去往停車場。車子平穩地駛上了道路。賢啟法師遞過來一個漢堡，說這是他們在機場等我的時候買的，“沒有雞蛋的”。我接過來，拆開包裝紙，三下兩下地就吃了起來，我實在太餓了。

38 “必須要阻斷師父對佛教的危害！”

這天的天氣，陽光明媚，坐在車上可以看到前方的視線很好，對比我昨天經歷的寒夜來說，此時此地的氣候感覺溫和很多。途中我瞭解到，現在我們準備要去一個小廟，那裡有一位尼師在住持，接下來，我將要住在那裡。真的沒想到我的生活如此突然地發生了改變，雖然有法師在護助，但我仍然對於眼前充滿未知的境況感到惶恐。車子行駛到了一個地方，停了下來。原來是小廟到了。我們下了車，我茫然地跟著旁人走了進去。這是我出家以後第一次在沒有極樂寺法師“帶隊”的情況下來到體系外的道場，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按照體系的說法，在外面亂走亂看，很容易使自己的知見受到染汙，從而損害我們的修行，只有待在體系裡是最安全的。但我走進這個小廟的第一感受是，這裡舒適祥和，讓人身心能夠放鬆。住持尼師張羅了一桌子熱氣騰騰的當地特色飯食，盛情地款待了我們。自從進入精舍的一個多月以來，我幾乎沒有好好吃過一頓飯，這下，我終於飽餐了一頓。

飯後，賢啟法師和我到茶室談話，在這裡不會受到外人打擾，我們也不敢讓外人聽見我們的談話。我們把門掩好才坐下來交流，一開始便切入主題，沒有什麼多餘的話。與賢啟法師一同來的人員當中有法律專業人士，問了我一些問題，賢啟法師在旁邊適時地補充解釋說，其問題是出於處理這個案件的什麼需求而問的。在交流中我感覺到，對方對於這個事件已經瞭若指掌，我不需要額外地多作闡述，雖然我和對方未曾謀面，但仿佛對方和我有很深的默契。事實上，對方能提前瞭解的情況，無非是來自於我提供給賢啟法師的那份視頻文字稿，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僅透過這份材料，就能對事件有這個程度的洞悉，我覺得非有足夠的閱歷、經驗和法律專業的素養是不可能做到的。對方不經意間所透露出來的專業素養讓我覺得自己得到很大的理解——師父的這件事，被體系裡的法師們賦予各種奇奇怪怪的解讀，受到屈辱的我反倒有口莫辯，而這時，我卻能很輕鬆地從一個陌生人那裡得到這樣深的一份理解，這讓我覺得，這件事是有人懂的。這時，我心裡開始生起一些安全感。我如實地回答被詢問的問題。

仍然記得，當時茶室裡的氛圍特別安靜，仿佛一根針掉落在地上也能聽見。賢啟法師聽得很專注，以前他在龍泉寺、極樂寺跟大家交流時，也差不多是這個樣子，但這時的神情比那時更凝重。我現在回想，感覺當時賢啟法師正在最大化地啟動他的思維能力，來應對這個他從沒有遇到過的、關係佛教命運的重大事緣。在某種意義上，現在的他和最初遇到這件事情時的我是一樣的，我們的相關經驗都是同樣的空白，但不一樣的是，那時候我更多考慮的是“我”該怎麼面對，而現在賢啟法師更多的考慮的是“我們”該怎麼面對、佛教該怎麼面對。

交流中，我們談到了師父的為人，賢啟法師說，師父是一個很權巧的人，他轉述賢佳法師曾跟他說過的一句話說道：“師父很善於在談宗教的時候講政治，而在談政治的時候又講宗教。”像這樣對師父的直接而負面的評價，在此之前的生活環境裡，我是幾乎不可能聽到的，但此時此刻聽起來，一點也不覺得刺耳。賢啟法師對於師父的特性似乎很有體悟，感覺他已經開始在思考，面對這樣一個強大的“對手”，我們該怎麼辦。

法律人士和我的交流當中，有一個我印像很深刻的細節是問到，我跟賢Bo求助，賢Bo態度不積極，我接著是否有找過賢Ri法師？我感覺這個問題想要瞭解的情況，一方面是我是否嘗試過求助——若嘗試求助，則能表明此事對我造成了真實的困擾；另一方面是要瞭解極樂寺對此事的態度、反應。我說，有找過，但他沒有回音。法律人士聽後，作了一個判斷說，估計賢Bo、賢Ri都很清楚我遇到了什麼事，只是“裝傻”而已；賢Bo不願意聽我敘述短信詳情，應是因為她早就知道了，以前還有其他人給她彙報過，既然瞭解情況，那麼便是沒必要聽了。

事情談完了，法師就準備走了，他還要回他住持的普濟寺。臨走前，他還專門對我說了一番話：“師父在中國佛教界那麼高的位置，他做這樣的事情，對中國佛教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必須要阻斷師父對佛教的危害！”說到這裡，他抬起手，在空中做了一個劃切的手勢，配合表達著他“阻斷”的決心，感覺到他的內心很堅毅。

我心裡想，法師說得很對，我很贊成，但是師父那麼“神通廣大”，我們真的有辦法對付他嗎？在體系的這些年，聽說過師父的很多“神跡”，雖然我不是很在意這些東西，但是聽得多了，朦朦朧朧的就有一個印像：師父有某些我們看不見的超能力，他能辦到很多我們辦不到的事情。退一步來講，即使不論這個，師父也和社會各界的很多名流、精英有交往，人脈資源很廣，以前就隱隱約約地聽說過一些師父運用社會關係化解他的信用危機之事，這一次我覺得更是毋庸置言，師父一定會最大化地動用他的這些本錢來應對危機，最終也能夠脫身而出。

賢啟法師仿佛看出我的心思，說：“這樣的事例在佛教史上也不是孤案，歷史上也發生過和尚犯戒而受到懲治的事情，我們不必太擔心。”但又說：“不過，最終能否實現，就要看眾生的福報了！”最後，賢啟法師讓我把證據資料（拷了精舍視頻的硬碟和遺囑）交給法律人士，這些資料要用於後續對師父的舉治。他們讓我等候音訊，隨時準備配合案件調查，然後就離開了。與賢啟法師同行的還有一位女居士X，她受賢啟法師的囑咐，要留在這個小廟陪護我一段時間。第二天上午，我給母親打了個電話，告訴她說，我已經離開極樂寺，請她有事時，可以通過我現在的手機號聯繫我。我給母親打這個電話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她打電話到極樂寺的公用電話找我（我去極樂寺後，這是她聯繫我的唯一方式），我擔心會產生一些不可控的問題，更擔心我父母會知道我遇上了這麼大的一個麻煩。

39 小廟的藏身生活

慢慢地我才知道，這個小廟是在律師判斷我情況危急、必須要儘快離開精舍後，賢啟法師即時找人幫忙聯繫的。時間其實很緊迫，大約也就一天，而且當時我還沒有決定是否要離開極樂寺體系。我一下了飛機，就能夠直接來到這裡，一切很順利，沒有在外經受什麼波折和動盪，看似是我“不幸中的萬幸”，實則是法師和好心人在背後為我作好了鋪墊。小廟裡的尼師法號叫做A，她雖然與我素昧平生，但是對我很照顧。由於時值冬天，她在我來之前就準備好了一台“小太陽”，X居士說她用不著這個，所以這台“小太陽”就靠我床邊放著。但是我用了之後依然覺得冷，於是A尼師又給我準備了一台，兩台“小太陽”都打開，我才覺得夠暖和了。

此時的我不僅是很怕冷，而且身體變得很消瘦，感覺很是虛弱乏力。A尼師很納悶地念叨說，我究竟經歷了什麼事，為何會這般虛弱，仿佛一陣風就能把我刮倒。她說，她晚上睡覺熱得，得把腳伸到被子外面，而我竟然得用兩台“小太陽”。她的感覺是對的，她猜測我虛弱的緣由是“經歷了什麼事”而非“生了什麼病”，看來明眼人多少能看出一些端倪。確實，我身體出現問題主要是來自於精神層面的壓力，經過這一個多月的折磨，我的精氣神受到極大的損耗，在精舍的時候之所以沒有明顯的體現，是因為在強大的境界裡由不得半點放鬆，必須提起全身心的能量去應對，如今“虎口脫險”，緊繃的身心終於可以稍微放鬆下來，先前所積累的壓力也就開始釋放出來了。我感覺，這需要時間慢慢恢復。

我們都沒有跟A尼師透露半點情況——有關師父的這件事，只能保持在有限、必須的幾個人範圍內知道，這是我們共同的默契。A尼師也不多問，只是對我默默地關心照顧，讓我得以在寬適的環境中慢慢療養身心。A尼師曾對我說，這裡就是我的家。這不只是口頭說說而已，我來到這裡確實有回家般的感覺，這是我在極樂寺也未曾有的感受——雖然極樂寺對我來說本來應該是一個更熟悉和親切的所在。我在A尼師的身上能夠看到一個出家人待人接物的通融得體、成熟老練，而極樂寺尼眾相對來說尚還稚氣未脫。誠然，這本不是極樂寺尼眾的錯，畢竟，人走向成熟需要有一個過程，需要有師長的正確引路、個人的誠心向學，以及閱歷的沉澱、時間的積累，最終才能淬煉出真正的應世功夫。而現在問題出在，極樂寺尼眾們似乎看不到自己有這樣的成長空間，感覺師父的光環遮蔽了大家對問題的客觀認識，似乎只要有師父在，我們就可以“本自具足”，什麼都不是問題，連成長的過程也可以省略。似乎很少有人真正去想到，如果有一天師父不在了，我們該憑何而立？——這個問題在過去看來可能會被認為是杞人憂天，但現在來看，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它就會真實地落在我們的面前。

第一次較為深入地進入體系以外的道場生活，第一次獨立自主地接觸體系以外的出家人，當我真實地去感受這一切的時候，發現情況其實不像以前體系跟我們宣導的那樣不堪。現在想來，覺得體系所聲稱的“對我們最好的保護”，在某種程度上和一些父母以專制、封閉的方式管教孩子的做法是一樣的，當孩子習慣了這樣的模式以後，如果缺乏自醒自覺，即使日後遠離父母生活，面對更廣闊的天地，不再直接受到父母的管束，其內心世界還是思185局囿在過去生活的那個小世界。甚至，要他超脫這個小世界的模式去開展新生活，他會產生很大的不安全感。

我在小廟剛開始生活的幾天，也進入過這樣的誤區。這裡不像極樂寺那樣，每天有一整套准點“報時”的板聲號令，也不再有人替我們做好學修規劃，耳提面命地讓我們學習《廣論》和師父開示——開始的時候，我對於這樣的自由竟然感到不適應。我跟賢啟法師交流我的這些感受，賢啟法師提示我說，要學會自己規劃自己的修行，而不是要靠外在的環境——諸如板聲之類來規範自己。這讓我醒悟過來。之前我沒有特別覺得自己哪裡不對，只是覺得不適應，現在才意識到，我不僅是“身”從極樂寺走出來了，還有“心”也得走出來。

在小廟住了幾天後，我漸漸地熟悉了它與極樂寺區別很大的生活節奏，但其時春節將近，我又遇到了新的問題。之前，在我們來的第一天，法律人士特別強調了一件事，要我注意不能拋頭露面。我記著這個囑咐，剛好我的房間在二樓，除了在吃飯的時候要到一樓的餐廳去之外，在白天人多的時候，我就儘量不下樓了，只在二樓活動。但這時隨著春節的臨近，小廟裡的人來人往比平時增多了起來，因為我們地處福建，陪護我的X居士有些警覺，擔心難免會有和極樂寺有業緣的人員發現我在這裡，安全隱患比較大。她諮詢了法律人士，得到回饋意見說，如果廟裡來的信眾比較多或是來了陌生的客人，吃飯也不要下樓了，把飯送到房間給我就好。類似這樣謹慎的提醒和建議，在此之後我遇到過很多次，似乎這是我作為學誠事件當事人所需要面對的一個必然。後來我漸漸地懂得，這不是過度的小心謹慎，而是法律界人士應對事情的通常思維方式，也就是要把極端情況作為考量基礎，要避免最壞可能性的發生。有另一位幫助過我的律師曾對我說，因為他們見過的極端案例太多了，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在事情沒有落地之前，對於我的人身安全的擔心始終都是存在的。我在極度緊張的情形之下從精舍逃脫，本來驚魂未定，加上師父在我心目中是那樣一個神通廣大、無所不能的形像，所以現在得到這樣的告誡，更是增添了我心中的恐懼感，一時間，有一點風吹草動都能讓我敏感地提起警覺。一天午飯後，人比較少，X居士陪我到小廟附近的一片僻靜的野地散步。走到那裡，看到那裡長著很多如一人高的野草和灌木，不覺意間，忽然不見X居士了，我心裡頓時很緊張，過不一會兒，複又見到她，我的心才暫時恢復安定。原來是那些草木把她遮擋住了。剛才不見她的那一剎那，我心裡不由自主地浮現出一個想像，就是下一秒從草叢裡冒出來的不是她，而是師父，他發現了我在這裡，他是來把我抓走的。

接著又有一次，時間是在除夕那天夜裡。那天晚上我睡得比較早，我睡眠通常較沉，有比較大的響動也不容易把我吵醒，但那天夜裡大約12點的時候，我竟然聽到了外面有車響，而從睡夢中驚醒了過來，我暫態產生了一個擔心：體系有人發現了我在這裡，他們開車抓我來了。我跑到屋外去看，還看到了那輛車的白亮亮的車燈投射在黑暗中的一片光照，特別醒目。後來知道，這是一輛來寺廟上香的車，因為當地有的民眾習慣在除夕夜裡12點到寺廟上香，這是他們的風俗習慣。這時我才松了一口氣。雖然我理智上清楚，這些擔憂是我精神過度緊張之下的“幻境”的浮現，是多餘的，但在那一刻，它們就是控制不住地產生了。事情的這一面是，我總是提心吊膽著體系裡的人會找到我，但另一面的現實則是，自從我從精舍出逃後，之前一天發幾封郵件“問候”我的賢Bo，現在仿佛銷聲匿跡了一般，我的郵箱裡靜悄悄的，再也沒有賢Bo、賢Ai的來信。我一個大活人，一夜之間從她們的眼皮底下莫名奇妙地消失了，竟然連一個詢問我去向的消息也沒有。頭一天，讓我回極樂寺對她們來說還是“大事”，但一夜之隔，好像連我存不存在都不值得掛懷了。

40 我們能否自清自律？

（一）

我和X居士在小廟住下後，賢啟法師一直跟我們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很關心我的身心狀況。本來他想再來小廟看望我的，但X居士不建議他來，認為有安全風險，他最終就沒來。我休整了一兩天後，賢啟法師跟我通了一個電話，提議我把短信事件的整個經過詳細地回憶和記述下來，他說，趁著現在事情剛剛發生，我還能夠記得清楚很多細節，這時候把它們記錄下來，將來會成為很有價值的資料。法師的看法我很贊同，並且，在等待事情進展的空檔中，我也希望做些有積極促進作用的事，這是我目前能做的最有價值的事情，也是除了我之外沒有人能做的。

跟法師交流完，我就著手開始寫了。剛開始，我半天時間大約只能寫幾百個字，進展緩慢。雖然所發生的事情近在眼前，我也感到不吐不快，但要把它們訴諸文字，把來龍去脈回憶、敘述清楚，一開始時，思維的啟動並不是那麼容易，加上我當時還有些驚魂未定，以及正在適應這人生中突如其來的巨大變化，頭腦多少有點懵。寫著寫著，漸漸理清頭緒，便寫得快了起來。只要不休息的時候，我就在寫，那些天，寫作成了我生活的重心。在寫作的過程當中，我更深地體會到它的積極意義，這不僅是記錄歷史的需要，也是我梳理內心、療愈痛苦的需要。動筆不到一周，我於2月14日就寫完了這篇材料，總字數有兩萬多字，介紹了我出家、剃度、受戒的大體情況，我被派到位於北京“日新精舍”的因由，以及師父與我和我的同伴賢Ju發短信的完整經過，所有我想得起來的、認為重要的細節都寫了進去。文章題目叫做《我與中佛協會長學誠法師短信互動的始末》，但在給檔案名命名時，感到“學誠法師”的字眼太敏感，就改寫為《我與XCFS短信互動的始末》。雖然這份材料會被外人看到的可能性很小，但當時的心境，就是把它看作一個不能輕易讓人知道的重大秘密。

通過寫這份材料，細緻地梳理出這件事的完整脈絡，我覺得自己的心緒得到了比較深的疏通，也對未來有緣的讀者作好了有關這件事的詳實而清晰的交待，感覺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仿佛心裡的一個重擔卸下來了。剛好，寫完材料的第二天便是除夕，新年到來的喜慶氣氛極大地沖刷了此事帶來的陰影，特別是小廟的過年氛圍很接地氣，有一種與周圍民眾融為一體的真實的活力，我很喜歡這種感覺，這是與極樂寺的“高大上”完全不一樣的味道。在避難的背景下，這個小廟帶給了我一個平和又喜樂的除夕。這份獨特的體驗，使得我在過了數年以後的今天，還是常常會回想起在小廟過的這個新年。

接著大年初一就到了。這天，賢啟法師跟賢佳法師介紹了有關師父惡行的事況，請教賢佳法師該如何制止師父傷害尼眾的行為，最終得出方案：鑒於師父的強大控制，應該讓更多法師知情，從中篩選出願意發心的僧眾幫助師父懺罪。賢啟法師告訴我，他決定明天就從福建飛北京，去龍泉寺對師父舉罪，呼籲僧團內部推動對師父的調查。他想請我寫一份證詞，並讓我寫好後請賢佳法師審閱是否有戒律方面的問題，定稿後印上我的指紋，把掃描件發給他。時間之所以安排得這樣緊迫，賢啟法師的考慮主要在於保護我的安全，他始終記得最早時他諮詢的律師說，知道的人越多越安全，並且要將證據材料提供給體系內部一些有正知正見的法師，以形成更強的正面力量。另外，師父按照往年的慣例會在大年初二去莆田廣化寺，賢啟法師覺得趁著師父不在龍泉寺，能避免不必要的阻礙——雖然法師的是非觀念很鮮明，但要直面師父，他的心底也有一份壓力。留給我的寫作的時間很緊，但好在有剛剛完成的那份材料作為基礎，我可以從中選取核心內容加以修訂，在此基礎上，我特別增加了有關極樂寺尼眾發瘋的內容。

我在2017年內，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在極樂寺親眼目睹過三位尼眾精神失常，她們恰好都是在外派回來後出事的。這個共同點，我在極樂寺的時候沒有注意，但我到了“日新精舍”後，發現了其中兩人的個人資料與在那裡居住過的痕跡（恰好這兩人還都曾經和我業緣較近），接著我經歷了師父的逼淫，再仔細地回憶她們的一些事，才意識到，很有可能她們也有過和我一樣的經歷，甚至可能問題更嚴重，她們正是因此而發瘋了。但是，之前僧團管理層傳達給我們的對她們異常狀況的解釋，都是說她們自身有問題，如說本來就有抑鬱症、對僧團觀過等等，而且她們出事後都很快被送走，沒人有機會深究她們出事的原因。我覺得我所發現的這些“蛛絲馬跡”可能是很少有人會注意到的，因為其他人可能不會像我這麼湊巧，同時遇到了多條重要線索——我既見證過那幾位元尼眾的情況，又到過精舍，發現了她們的蹤跡，還親身經歷了師父的逼淫……因此我覺得很有必要提出此事，讓人瞭解和重視。（注：有關極樂寺尼眾精神失常的更多詳情可參看本書附錄一、二、三。）我緊鑼密鼓地寫到16日晚上，終於完成了證詞的初稿。我發給了賢佳法師，特別為我寫的發瘋尼眾的情況請教他說：“我事後回想起極樂寺有三例被外派過的比丘尼法師，她們後來都精神失常，我根據一些瞭解的細節，聯想是否她們有過與我類似的或是更嚴重的經歷。因為這些相比其他確鑿事實來說只是聯想，所以不知道我是否適合把我想到的她們的情況寫出來？”賢佳法師回復說：“有見聞疑根據，如實說，都可以。”我心裡篤定了，就將文稿確定下來，我謄抄好後按上了手印，掃描發給了賢啟法師。

（二）

賢Q法師對我的責問話音剛落，又有另一位比丘Xun法師挖出了我的另一樁“劣跡”。他義正辭嚴地說，賢Bo和賢Bu法師風塵僕僕地坐長途火車到北京精舍接我回極樂寺，我不領情，還逃跑了，使得兩位法師白白辛苦了一場。還振振有詞地說，我半夜逃走時怕關門會驚動尼眾們，就故意把門開著，置尼眾們的安危於不顧。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人們不能接受心中的純潔信仰被玷污，我可以理解，但他們要通過編排我這個小人物的“劣跡”來維護這份信仰，未免太過荒唐可笑，如此“信仰”，還是真正的信仰嗎？

Xun法師對我而言也不是一位陌生的法師。以前我在龍泉寺做常住義工的時候，曾在接待處承擔，那時候他做過接待處的主管法師，同時還是師父的侍者，配合師父接待重要客人，我和其他組員同學協助他做過多次接待工作。據說他是北大的畢業生，大學畢業不久後就出家了，確實，他看起來很年輕，待人很和善，聽說他的母親支持他出家，還到寺裡住過。這樣好的條件，又跟在師父的身邊，感覺是前程似錦的樣子。我與他共事一段時間後，因為僧團的調動安排，接待處換了別人做主管法師，我跟他的接觸漸漸少了，到後來我去極樂寺，就沒再見過面。但是曾經共事過的點滴記憶還留存在我心裡，只是不知道他是否還記得我，是否能把這個“惡劣”的我和過去配合他承擔的我對上號。幾年過去，如今“重逢”，沒想到，他換了如此一副我不認識的面貌；沒想到，他能夠對於一個從僧團中走失、不知去向的女尼說出這樣的話。作為比丘，他心裡對於“師出同門”的、一個剛出家不久的弱勢尼眾，不生一點悲憫嗎？或是他說這樣的話有他的苦衷？我想，不管我做了多麼不恰當的事——暫且不論我可能還是深受傷害、亟需保護的人，在這樣的小事上挑剔追責，難道比關心我的去向、我當下的安危更重要嗎？他不會理解我跨出那扇門時的內心掙紮和痛苦。雖然那一刻精舍裡沒有任何人攔著我，但我當時心理所承受的壓力不亞於與她們周旋時的壓力。作那樣的選擇，我不知道前方等待著我的是什麼——人身的安危、舉報的後果、修行的未來……每一個，都是完完全全的未知數，沒有人能給我保證什麼，我必須對自己抉擇的後果全力承擔。日後當這件事已被傳得沸沸揚揚的時候，許多人尚且感到難以承受，試想我當時孤立無援的處境，該如何面對？前面，固然是通向“自由”的敞開的大門，而身後，是正在安穩酣睡的、曾經朝夕相處的同修，相比較而言，眼前的一切都看得見、摸得著，都感到熟悉，多多少少讓我有一份心安。

除了她們以外，僧團裡還有許多有著深刻業緣的同學，我都沒能和她們道個別，我這一走，也不知道今後還是否有機會和她們再見面。理智上，我知道自己要保持佛弟子的理性，但情感上，也免不了我作為一個三十多歲的女性、出家還不到兩年的尼眾多少會有的情感和弱勢。

我是受害者，又不是一般意義的受害者，因為這牽涉到宗教、團體、師父……每一個都是重大的“命題”。我要面對和承受的，除了受害事件本身，還有很多很多，是在這樣的壓力下，我才決定把門虛掩的。我也思慮過這樣對她們來說是否安全，但我想，她們那麼多人一起住在一個房間裡，即使有壞人進來，也不會有太大的安全問題，相比於它可能有的安全隱患來說，請允許我給自己緊張的心情留一個喘息的口子吧。卻未曾想，“害怕驚動尼眾”也能成為我的一條罪名，乃至是莫須有地加上了“置尼眾們的安危於不顧”。沒有想到，在現代文明漸漸昌盛的這個時代，在民主和法治日趨進步的我們國家，在講求慈悲為懷、以實為貴的佛門領域，還能有人說出這樣的荒誕言辭。試想，一邊是一群人在暖氣充足的房間裡酣睡，一邊是獨自一個尼眾在北京寒冷的冬夜倉惶地出逃；一邊，她們都還在體系的安排下一如既往地安穩學修和生活；一邊，我於體系而言實屬“下落不明”……是否有設身處地一點點地想一想：在這件事情中，到底是誰安、誰危？我覺得這是明顯的道理，但是，似乎Xun法師“勝利”了。順著他的話，賢啟法師質問我，是不是真的在離開精舍時沒把門關上。我說是的，結果賢啟法師嚴肅地說：“這是不對的，應該把門關上。”停頓了片刻又說：“但是這是情有可原的。”

我很想跟法師解釋我的苦衷，但想了想，最終我什麼都沒說。可能是擔心這些紛紛擾擾的言論給我造成壓力，所以賢啟法師沒有給我轉述太多，只把他認為較有必要的一些告訴我。確實，單單是這些就已經讓我覺得挺難過的了。賢啟法師轉告的情況中，還有一件讓我很無語的事情是，賢Ri法師也在群裡發言了，他說他沒有收到過賢瀚的求助資訊。因為我所寫的材料中有提到，我在師父的騷擾進入到較為嚴重程度的時候曾向賢Ri法師求助過，但他沒有回復，現在他作這樣的否認，給人的理解好像是，事情要麼可能是聊天軟體出了問題，要麼可能是我打妄語了。

（三）

事實上，賢啟法師面對的壓力會比我大得多，因為他就在群裡，他作為發送舉報材料的人，必須要直接面對僧眾們的諸多質疑，他仿佛就像處在漩渦的中心。大家在對我的“人品”質疑之外，還有另一個質疑的焦點是：淫穢短信究竟是否是師父本人親自發的。圍繞這一點，人們展開了種種的“想像”：有的人提出說“偽基站”入侵師父手機的可能，有的人提出說有人使用手機克隆卡冒充師父發短信的可能，等等。提出質疑是容易的，而且還似乎能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事情的可信度，而要條分縷析地回應這些質疑、有理有據地擊破當中的漏洞，就要艱辛得多。為了回應那些質疑說法，賢啟法師請人幫助諮詢了國內的相關頂尖技術專家，得到瞭解釋，再回饋給僧眾們。簡單來講，以中國現在的電信技術水準，手機被“偽機站”入侵作這樣頻密互動的可能性是零。具體一些說，偽基站入侵，只能冒充被入侵手機號給別人發短信，但不能截留別人給被入侵手機號回復的短信——也就是說，如果是被偽基站入侵，那麼我回復給師父手機號的短信，師父都會收到，如果師父沒給我發短信，而是“偽基站”給我發的短信，我一回復，師父的手機被入侵的問題很快就會被發現。而師父的手機跟我頻密互動了大約兩周之久，這麼“順暢”的交流，不可能是“偽基站”入侵能夠做到的。又有人說，有可能是電信部門的後臺工作人員參與造假。賢啟法師又請人幫助諮詢專家，得到回饋說，這種可能性完全不存在。首先是因為，如果入侵了師父的手機號，還要不被師父發現，這就意味著，要在後臺24小時不間斷監控師父手機收到的資訊，並隨時做出判斷，決定將哪些資訊截留，將哪些資訊放行，這個工作量之巨大，絕不是一兩個搗鬼的人能夠承擔得了的。其次，資訊安全是電信部門的生命線，早已從技術上和制度上做了充分防範，如果真的有人能夠在後臺伺服器上動這樣大的手腳，電信部門的工作早就垮了。但不管是怎樣的闡釋和說明，不願相信的人就是不信，他們依然堅持他們所認為的可能。又有的人提出，能否再找其他的尼眾作人證，能否對師父手機的短信記錄進行公示，等等。總之，沒有任何人懷疑師父。不過，不管怎樣，至少當時群裡還沒有一個人說以“依師”為名義而索淫是合理的，也沒有人說這是某種高境界的修法——這是跟極樂寺尼眾截然不同的地方。就此，賢啟法師說，我們該反思，僧團對尼眾們的教育是哪兒出問題了。微信群只熱鬧了一天，到第二天，熱度就減少了一半，到第三天，就沒人繼續說這個事了。賢啟法師在兩個微信群發送我寫的《我與中佛協會長學誠法師短信互動的始末》，也沒再有人回應。在這場激烈的諍論過後，賢啟法師和我與法律人士交流討論，法律人士認為，師父短信事件不只是一般的性騷擾事件，更是對中國佛教有巨大危害，建議向國家相關部委報案。2月23至24日，在法律人士的幫助下，我們正式向國家相關部委舉報了。

45 發現1000萬去向不明

圖示：文字截取自2018年舉報學誠大喇嘛的《重大情況彙報》PDF檔。
學誠大喇嘛對弟子們極為苛刻，單銀也是不發放的，
承襲了西藏密宗大喇嘛把信徒們當作奴隸使用的傳統。

3月初，賢啟法師轉移到一個隱蔽的住處，悄悄地藏身起來。因為他對僧團揭露了師父的惡行，並且向政府有關部門提交了舉報材料，有法律人士提出，他現在也面臨著人身安全的威脅，不能輕易拋頭露面了。這時，我也離開了寄居的小廟，轉移到了賢啟法師的所在地，有事時便於跟賢啟法師溝通，但也仍然和之前一樣，我要深居簡出，保護好自己的人身安全。此時對於龍泉寺、極樂寺的大部分人來說，可能一切如以前一樣“歲月靜好”，但他們不知道在表面安穩的生活下面，已經在醞釀著巨大的波瀾。包括賢啟法師住持的普濟寺，法師沒在寺裡，對於那裡的僧俗、義工來說，可能這就和他平常出差一樣，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有一天，一個偶然的因緣，有人向賢啟法師提到一件事，說2015年7月，也就是師父當選中佛協會長後不久，龍泉寺方以龍泉寺“三慧堂”要塑五尊佛像為由，緊急向居士募款1200萬元，好不容易籌集了三個月，善款於11月份到位了，但龍泉寺方卻改口說，師父決定“三慧堂”不塑佛像了，這筆錢準備用於極樂寺的建設。一位參與捐贈的居士不同意改變捐贈用途，但一直沒有得到龍泉寺方的回復。剛好在不久前，普濟寺的財務組在審計時發現，2015年11月底到2016年1月初，有總計1000萬元的匯款分四次由北京龍泉寺匯入永春普濟寺，又馬上被轉出到個人帳戶。這麼巨額的款項進出，作為普濟寺住持及法人的賢啟法師竟然毫不知情，帳本上也沒有記錄。開始時有人問賢啟法師：“龍泉寺怎麼匯了這麼多錢到普濟寺呀？”賢啟法師還說：“龍泉寺一分錢也沒有匯過。”直到查看了票據，才知道龍泉寺確實匯過錢。兩件事一對照，引起了賢啟法師的警覺，他馬上聯繫普濟寺的義工，請他們把關於這筆賬的詳細銀行流水票據清單掃描圖片發給他。他把圖片匯總好後，粘貼在Word文檔裡，密密麻麻地一片，很清晰地呈現出這筆錢款在公私帳戶之間來回搗騰的狀況。說來也是巧合，龍泉寺在國內的分道場有好幾個，都是師父信得過、也對師父有信心的弟子做住持，為什麼師父沒有選擇在那些道場處理這筆錢，而偏偏選擇了賢啟法師住持的道場？賢啟法師為人耿直、是非分明的性格特點，師父肯定不會不瞭解，但為什麼選擇往這“槍口”上撞？後來我聽普濟寺的義工說：“師父說，賢啟法師是整個龍泉寺對錢最沒有概念的人。”也許師父僥倖大意，覺得在這個“對錢最沒有概念的人”眼皮底下這樣過帳，是最安全不過的。但“人算不如天算”，可能師父怎麼也沒想到，偏偏賢啟法師就發現問題了，而且不趕早、不趕晚，還是在發淫穢短信騷擾女弟子的問題剛剛浮出水面的時候。兩件事加在一起，更讓人感到問題嚴重，以賢啟法師的個性來說，更是不會輕易放過的。我問賢啟法師：“這是不是詐騙罪？”賢啟法師說：“就是欺騙，典型的借佛斂財。說要塑佛像，捐錢吧，錢捐了，就不塑了，用為做別的了。但做什麼，不知道了。”3月13日，賢啟法師寫了一份反映這一財務問題的實名舉報信，在落款處親筆簽名，印上手印。他說，希望能把這些錢怎麼進、怎麼出的弄清楚，索回善款，歸還給信眾。除此之外，他還有更深遠的考慮：“借助國家這幾年反腐敗的因緣，慢慢淨化佛教界，加強對佛教界財務的監管，把佛門的財務、男女關係，共世間的問題慢慢清除掉，把佛門的大老虎、小老虎慢慢清除掉，好的慢慢就浮上來。一個是對寺院的財務定期審計，一個是對住持的、有影響力的法師的財務要進行監管，做到透明。佛門打假，更應該了。以龍泉寺的案例證明，這麼高大上的團體都出現這樣的問題，更應該監管。”又由此說到“佛教的現代化”：“把佛教的建設和民主、法制、社會管理結合在一起，與時俱進。佛教的現代化很重要，離不開律師、專家、政府、經濟。現代社會的聯繫方式是靠專業來聯繫，佛教如果不能進入這個體系中來，就會變成一個獨立王國。”他把舉報信交給了法律人士，請幫助報案。完成了此事，他小結回顧最近這段時間的推動工作，說：“初二是僧團內部，初八、初九是個人受到傷害的舉報，‘重大情況彙報’是對團體控制、反邪教的舉報，昨天是經濟犯罪舉報，每一次的角度不一樣。要讓辦案人對師父有一個全息的瞭解。”

46 “這可能是一種有預謀的破壞行為”

隨著賢啟法師對師父違法犯戒問題的調查漸漸推進，事態開始發生鬆動，師父似乎坐不住了。雖然這調查屬於個人化的行為，“人微言輕”，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由發心的主導，冥冥之中能夠發揮作用。

3月15日，龍泉寺執行長R法師受師父指示，“接手”賢啟法師先前在做的普濟寺教育文化園區的規劃等事，緣由是：“由於兩年多來賢啟法師對規劃事宜的拖延，導致至今沒有進展，所以由R法師來負責推動。”當日，R法師到普濟寺所在的福建泉州永春縣與縣委書記會面，提出：普濟寺教育文化園區的規劃推進、普濟寺改擴建規劃的上報，需要首先得到龍泉寺同意。常住普濟寺並參與普濟寺規劃工作的賢Y法師提出說，如果僧團另派人過來主管此事，他就去閉關了；R法師回應說：“僧團變動的事是你說了算嗎？是師父說了算! ”據說，賢啟法師2015年5月到普濟寺擔任住持，直到2018年3月，快三年的時間，師父對普濟寺的情況一直不聞不問，如今，賢啟法師向僧團揭發師父事情沒多久，師父就來管普濟寺了。消息傳來，賢啟法師知道後說：“他們是想控制，師父是想拿這個來要脅我，那也太不瞭解我了。”我也很清楚，賢啟法師不會為了個人的得失而停止對師父的追諫。當時我覺得，做這樣的取捨很正常，因為在道義和個人得失的面前，孰輕孰重，這很容易權衡清楚；但經過這幾年耳聞目睹龍泉寺體系的很多事後再回頭看，現在我覺得，這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這件事碰上了賢啟法師，是我們的幸運。一面是普濟寺開始有人“管”了，另一面是龍泉寺的幾位書記法師也開始“關心”賢啟法師的下落，輪番給他打電話，幾乎每個人在電話的開頭都會問：“你在哪裡？”話說，賢啟法師2月中旬去僧團舉罪時沒人理他，現在倒好，法師藏起來了，大家卻開始找他了。R法師也私下打過幾次電話給賢啟法師，賢啟法師錄了一段通話錄音，讓我聽。在這段電話中，R法師說，關於師父的事情，他私下作了一些調查，有“猛料”想告訴賢啟法師，但不能在電話裡說，要見了賢啟法師才能說，正好他準備要去福建出差，想約賢啟法師在一個素餐館見面說。感覺他想套問賢啟法師人在哪裡、在做什麼，但賢啟法師警惕地回避了這些問題。賢啟法師覺得，師父的手機短信記錄已經是最確鑿有力的證據事實，還能有什麼比這更“猛”的“料”？當然，如果能具體瞭解情況是更好，但眼下不可能跟R法師見面，就只有先存下疑問了。

C法師也多次給賢啟法師打電話，特別是在3月下旬的一天，他帶來一個“離奇”的消息，說最近有兩位男眾執事法師也收到師父手機發的曖昧短信，而當時師父正在開會，手機沒帶在身邊。因此，C法師說，短信事件可能是敵對勢力所為，是一種對國際弘法有預謀的破壞行為。賢啟法師當即說：“那趕緊報案啊！要把這冒充師父搗亂的壞蛋找出來，騷擾了這麼多比丘尼，這麼惡劣，現在還發到男法師手機上了，影響太壞了，為什麼不報案呢？”說到這裡，電話那頭，C法師語塞了，但最終未贊同採納賢啟法師的提議。

賢啟法師給我轉述這件事，說到C法師語塞的反應時，說他感覺C法師可能完全未想到他會提出報案的提議，所以會不知道怎麼應對。我們都深知C法師是深得師父器重的弟子，也是龍泉寺最“依師”的人，甚至，他在所負責的僧眾教育中，宣導“持戒的根本是依師”——這與佛陀滅度前的最後教導“以戒為師”完全相反，因此基本可以判斷，這通電話是師父讓他打的，師父說啥就是啥，師父沒說的、沒想到的，他也就沒多想。

過了一段時間後，C法師又與賢啟法師通電話，說：“經過多方分析認為，師父的手機號被盜是確鑿的事實，原因是可能有很高層的人能夠掌握電信的後臺，可以隨便改師父手機的資料，有超越世間一般的技術，所以報案也沒有用，師父也認為報案的意義不大。”毫無疑問是將上次的通話結果跟師父彙報過了，師父通過他，向賢啟法師回應了報案的提議。可能到這個時候，C法師仍然蒙在鼓裡，篤定依師的他毫不會懷疑師父的說辭，但對於已經了知真相的我們來說，很明白師父的這些舉動恰恰顯明瞭師父心裡有鬼：因為他知道，一旦報案就會真相大白，所以絕不能報案。極樂寺也傳來一些變動的消息。

3月上旬的一天，一位和賢啟法師業緣好的極樂寺尼師隱秘聯繫賢啟法師，告知說最近極樂寺對於執事使用手機的管理突然變得特別嚴格。具體情況是，以前執事在任內可以較自由地掌管寺裡分配給其個人的工作手機，只有在不再承擔執事、沒有公務上使用手機的必要時，才需要把手機交還寺裡，但現在，那位尼師說，一夜之間，極樂寺管理層突然要求所有的執事把手機上交，一一檢查手機裡是否有與公務無關的資訊往來，並且要求執事們從此之後每天晚上都要統一上交手機，第二天早上再去領回，手機裡的非工作連絡人均需刪除，不得在手機上裝微信等社交軟體。這位尼師說，寺裡的這種高壓氛圍讓她感到很“恐怖”。

還有另一名極樂寺尼師大約也是在這一時期聯繫了賢啟法師，她是先前我在精舍時，賢啟法師讓我向她傾訴心結的賢Hui。賢啟法師告訴我情況說，她們準備要申請學校了，因此聯繫他，想請他幫忙寫推薦信，其間，他們談到了和師父有關的情況，法師對賢Hui說：“我這裡有證據，你要不要看啊？”賢Hui毫不猶豫地拒絕了，說：“我不要看，不要發給我！我只是一個小螞蟻，什麼也不想知道，我不想讓這些事影響了我出國留學的進程！”在這段時間，唯一收到的一個比較好的消息，是D尼師主動聯繫了賢啟法師。她是出現在短信記錄中的一位元尼師，在拿到短信記錄後，我們發現她發給師父的短信中有一段讓人很震驚的話：“我發現，您也根本不會在乎我的感受，根本不關心我，不把我當自己人。利用我把賢*帶到您的床上，然後親自教她怎麼申請哈佛。讓我們倆分開行動，而且不讓我回極樂寺，一時沒有利用價值了就放到一邊去，甚至還想殺人滅口。”這條短信似乎表明師父和賢*有發生關係，但究竟是不是這樣，還需要進一步瞭解。賢啟法師說他和D尼師認識，想找機會聯絡她，但需要謹慎而行，結果還沒聯絡，現在D尼師找上門來了。由於D尼師身在澳洲，要為體系在澳洲的分道場辦理相關的證件，她有相關的事情想請賢啟法師幫助，就這樣聯繫了賢啟法師。賢啟法師告訴我這消息時，感覺他很振奮，他表示要利用好這個機會，好好跟D尼師鋪墊業緣，時機合適時再詳細瞭解師父和她們之間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