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ruth of Tibetan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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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ber die Dalai Lamas

佛教未傳入西藏之前,西藏當地已有民間信仰的“苯教”流傳,作法事供養鬼神、祈求降福之類,是西藏本有的民間信仰。

到了唐代藏王松贊干布引進所謂的“佛教”,也就是天竺密教時期的坦特羅佛教──左道密宗──成為西藏正式的國教;為了適應民情,把原有的“苯教”民間鬼神信仰融入藏傳“佛教”中,從此變質的藏傳“佛教”益發邪謬而不單只有左道密宗的雙身法,也就是男女雙修。由後來的阿底峽傳入西藏的“佛教”,雖未公然弘傳雙身法,但也一樣有暗中弘傳。

但是前弘期的蓮花生已正式把印度教性力派的“双身修法”帶進西藏,融入密教中公然弘傳,因此所謂的“藏傳佛教”已完全脱離佛教的法義,甚至最基本的佛教表相也都背離了,所以“藏傳佛教”正確的名稱應該是“喇嘛教”也就是──左道密宗融合了西藏民間信仰──已經不算是佛教了。

   
                  《夢醒極樂寺》連載四
19 擔心的情況發生了
 
到達印尼之後,問題很快地呈現。首先,我和賢Cui兩人只有一部手機,而且這部手機的管理權是在她手上。通常都是她拿著手機,她擁有與極樂寺溝通的完全主動權,我們這邊遇到什麼問題,完全是通過她的口徑向極樂寺彙報——當然,只彙報她想彙報的,她不想彙報的都被篩掉了。如果是臨時讓我彙報的話,那麼我彙報的內容需要經過她的同意,她擁有絕對的“一票否決權”。她的“審核意見”有沒有道理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她“戒臘最長”,我懾於她的權威,聽也得聽她的,不聽也得聽她的,否則,她一板起臉來,我就很害怕。但是能有這部手機也已經很不錯了。據說在我們出行前,賢Chuang反復多次向賢Bo申請給我倆一人配一部手機,並給我們帶上多一點錢,開始賢Bo死活不同意,最後她好不容易鬆口了,就同意配給一部手機和少量的備用金,但是不提供手機卡。領出來後,就都給了賢Cui作保管。在我的感受裡,賢Cui真正想要控制的並非手機和錢本身,畢竟這些都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東西,錢也沒多少。在物質以外,很多事情上都感受到她的控制感,跟她的相處,我感覺到自己的心靈難以有自由的空間。我們到印尼的第一站是茂物,在那裡有師公的道場,名叫普門寺。我們到普門寺住下,以這裡為“據點”,以便於去印尼的各個地方作調研。安頓好後,我們就準備去萬隆,那裡是圓禪長老曾經駐錫的地方,現在還有曾經護持過圓禪長老的檀越住在那裡,我們打算採訪他們。由於茂物與萬隆之間有幾個小時車程,不方便來回跑,我們就考慮在萬隆住幾天。有人幫我們聯繫了萬隆的一個道場,詢問能否提供住宿,對方歡迎我們,但告知說只有一個房間,這就意味著,比丘尼、沙彌尼和女居士需要一起住在這個房間,而和我們同行的一位男居士則要在附近旅館住。連絡人徵求我們的意見,詢問我們能否接受這樣的住宿條件。我聽到這個消息後感到有些猶疑,因為想到,按照戒律,比丘尼不得與未受具戒者同室宿,雖然必要情況下可以開緣同宿三夜,但是能不同宿更好,況且說不定我們要在那邊待著超過三個晚上。但在我還沒反應的時候,賢Cui二話不說就直接允諾了。那時在普門寺還住著兩位從龍泉寺過去的比丘法師,是師父派他們去的。有一位比丘法師是我在龍泉寺做常住義工時有過接觸的,有些熟悉,他比較敬重戒律。我對於“同室宿”的事情想來想去,實在感到不安,就請教了比丘法師的意見,他建議最好還是分開住。我一聽,心裡就很急切,沒預先跟比丘尼溝通,就直接找了負責打點行程的居士詢問說,我們到萬隆後的住宿能否重新安排。居士很爽快就答應了,說可以讓我們幾位出家眾到時候住旅館,因為反正男居士也住旅館,還方便照應。接著我把這個事況告訴了賢Cui,她很不滿意,批評說我不跟她商量就擅自做主,很不恰當;又說印尼很亂,住旅館不安全;又說我持戒比佛制戒還嚴格,根本沒有必要……劈頭蓋臉地把我批了四五十分鐘。結果,我們到了萬隆,就沒有能夠像居士應承的那樣,讓出家眾住旅館,而是實行了一開始說的住宿方案。住下來後,賢Cui主張把房間分成兩半,她和我住一半,沙彌尼和女居士住另一半,我們之間做一些隔擋。那裡也沒有現成的隔擋,我們就拿了一個落地電扇和別的臨時支撐物,中間搭上五顏六色的床單,做了臨時的隔擋。結果,住了兩天以後,我們的調研還沒結束,女居士們就悄悄地退出了這個房間,另外找了住處。有一天,我們採訪了一個當地的大家族,他們熱情地款待了我們,在我們臨走的時候,還給了我們每人一個紅包。我不想碰錢,就讓那位沒受戒的沙彌尼賢Lang幫我拿著,等回到寺裡後上交給僧團。沒想到,為了這紅包的事,第二天早上,賢Cui和賢Lang就發生了爭吵。那時候我正在上衛生間,突然聽到門外吵吵嚷嚷的,我出去後,聽到賢Cui對賢Lang氣勢洶洶地叫嚷道:“這些錢你是想交給僧團,還是想交給這次活動來作為活動經費,你自己決定,但你管不了我怎麼支配我所得到的部分!”我聽得一頭霧水,後來問了賢Lang才明白了原委,事情的起因是賢Cui說讓賢Lang把那些紅包都交給她,要作為我們這次活動的經費,她來管理,但賢Lang覺得僧團有規定不能收供養金,不能由我們做主支配,而提出了質疑,這就引起了賢Cui的吵鬧。最後,賢Cui堅持留下了自己的紅包,沒再讓賢Lang把其餘的紅包給她,但是這番吵鬧已經讓我覺得心情糟透了。諸如此類的事情逐日地累積著,我感覺自己的心仿佛碎了一地。到這個時候,賢啟法師還是沒有來印尼,到底他還來不來得成,也還沒有確定的說法。我希望能獲得一些法上的力量,支撐我度過難關,但是不知道從哪裡獲得。來到印尼之後,就連早殿也沒辦法正常上了,因為賢Cui不想上早殿,她要睡覺,又要求我給她護獨,我就沒辦法去上。按照賢啟法師之前帶居士們出差調研的慣例,大家會在每天晚上集體開個結行會,總結一天下來的心得,在我們來到印尼的頭兩天有這樣做,我覺得很有收穫,也覺得是增強團隊凝聚力的很好方式,但後來沒有持續下去。因為賢Cui是“帶隊法師”,又是“戒臘最長”,理應由她來帶動結行會,但不知道為什麼賢Cui總是不願主持,居士們祈請了她幾次,她總是推脫,結果這個會就開不成了。我又跟賢Cui祈請過多次,說我們暫時脫離了團體,為了保持身心的安穩,想請她幫忙向寺裡把每週上的大課的資料要過來,讓我們自學,但賢Cui也從來沒有幫我要過資料。基本的身心安穩得不到保證,也難以專心工作,我勉強堅持了十多天,最終實在覺得忍無可忍了,想提前回國。按理說,我應該把這個想法跟她彙報,但是我已徹底不認可這位“帶隊法師”,不相信她會積極處理這件事,就越過她,給賢啟法師、賢Bo、賢Chuang發送了郵件,申請提前回國,並且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動身。其實,做出這個決定,我是心有不甘的,因為在初期的調研工作中,我瞭解了有關印尼佛教的發展狀況及印尼的歷史和文化,增長了許多見識,覺得很有意義,希望能繼續深入下去。另外,正好在我發出申請後,收到消息,賢啟法師已確定行程,即將來印尼,我所盼望的親近大法師的機會好不容易近在眼前了,但是我卻要在這個時候選擇“撤退”嗎?經過一番權衡之後,我還是決定要回國。一方面的原因是在於,在持戒修行和調研之間,我首選持戒,眼前的狀況讓我感覺到繼續這樣待在印尼,對於我安穩持戒修行的負面影響比較大,那麼即便調研有再大的利益,我也要“狠心”割捨。另一方面,面對賢Cui一而再、再而三的無理取鬧,我的倔脾氣上來了,我不想再容忍她了,我想以這樣極端一點的方式來給予她警示。賢啟法師很尊重我的意願,他交待了同行的居士給我們訂回國的機票。但這時,賢Cui告訴我說,她不想回國,要回,我自己回。按照戒律護獨的要求,我不可能獨自回國,必須要有同伴一起同行,所以,賢Cui必須得跟我一起回國,不回,也得回。我看著她,一字一句地說:“最快的航班是明天早上的,如果在明天早上之前你不改變主意,我就絕食。”話音剛落,她的面部表情就不由自主地抽動了一下,這麼些天來,我第一次見她露出怕的樣子。她改變主意了。同行居士很快幫我們預訂好了第二天的機票,根據我的要求,是最早的航班,我們第二天淩晨三點半就得從普門寺出發去機場。雖然有點辛苦,但這對我來說不是重要的問題。賢Lang還留在印尼,她會跟著調研團隊繼續調研。事後,賢Lang告訴我,在我們決定走之後,賢Cui跟她作了很長時間的交流,大概的意思是說,她很後悔,沒有照顧好我持戒的需要。
 
20 前所未有的質疑和反思(一)
 
飛機順利地降落在了福州機場,隨後又轉了幾趟車,到了晚上大約七點多,我們終於回到了極樂寺。我回歸了能夠讓我安心持戒修行的環境,按理說,我應該感到歡喜,但事實上,我歡喜不起來,而且心裡堵得厲害。我想自己靜一靜,好好梳理和總結這段不圓滿的印尼之行,就打算跟賢Chuang請個假。第二天早上見到了賢Chuang,我還沒來得及多說什麼,她就說,她跟賢Cui瞭解了她拿供養金的事,不是我想的那樣,是我誤會了賢Cui;接著又說了一些判斷評價我們印尼之行的話。我聽了氣不打一處來:她又不在現場,憑什麼這樣主觀臆斷?我們這次行程發生這樣的差錯,本來就和她的失誤有關,但是她不僅不客觀如實地反省,還這麼急於推脫責任,對我也沒有任何的詢問和慰導,這使得原本就很鬱悶的我更加感到委屈和不公,對賢Chuang產生了很大的抵觸和反感。而比這更讓我感覺糟糕的是,我從印尼回來之後,賢Bo自始至終沒有跟我談過一句有關印尼之行的事情,甚至沒有一句諸如“回來了”之類的問候,就好像我根本沒出去過一樣。我無法理解,作為當值,如何能這樣對此事麻木無感?這使得我對極樂寺的管理層也產生了極大的失望,心情幾乎跌到了穀底。所以,在不久之後,班導想找我談話,雖然我知道她的好意和關心很珍貴難得,但我也拒絕了她,因為我不知道她心底是不是也像賢Chuang、賢Bo那樣護短,現在的我承受不了更多的刺激了。隔日,賢Cui去財務室作財務結算,然後來找我,說要讓我簽個字。她說,印尼檀越給的紅包,把印尼幣兌換成人民幣後約有四百多塊錢,她準備都上交給僧團,按僧團財務制度,需要我做證明人,在單據上簽字。我簽了字,覺得我和她的關係就算徹底結束了,我不想再看到她了。十幾天來連續的匪夷所思的遭遇,以及回到寺裡之後“莫名奇妙”的待遇,讓我的心情整個就像一葉單薄的小舟經歷了狂風驟雨擊打之後一般的破落,我感覺自己可能需要長久的時間來修復。在當時來說,這是我的一個莫大的痛苦,但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契機,開啟了我對極樂寺前所未有的質疑和反思。話說回來,如果單是印尼之行所折射的問題,可能還不足以引人反思,其實僧團的問題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逐層地顯現,印尼之行的問題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片影。自從進入2017年以後,極樂寺進入快速的發展階段,僧團急劇地擴大,多項宏大事業蓬勃地開展,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已經遇到過很多問題。班導也和我討論過,但是我們最終也沒有什麼結論,只是“樂觀”地認為,這些都是僧團在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換句話說,那時候我們並不認為僧團不應該那樣發展,只是我們困惑於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並在考慮如何解決。實際上,在今天回過頭去看才明白,僧團本質的問題不改變,我們考慮再多解決問題的方案都不過是揚湯止沸。直到經歷了這次調研,從中見到種種怪像,我才開始意識到,僧團的問題並非正常現象,相反,它們是很不正常的。在2016年底,極樂寺啟建一座大型建築——圓通殿,工期很緊,因為這座建築要作為舉辦世界佛教論壇的場所之一,而且師父還打算在它建好之後,在極樂寺舉行傳戒法會——當時極樂寺有大約150名沒受戒的尼眾,計畫要在這次傳戒中全部安排受戒。為了趕工期,整個僧團都要配合圓通殿的建設,每天都有大量的出坡勞動,許多本來該由工人幹的活,只要僧眾能幹得過來的,都儘量分給僧眾幹,這樣好讓工人們把時間用在更必要的工作上。那時候我被分配的一個工作是指揮塔吊,這個工作會跟工人有直接的交涉,而工人歸賢S法師管,所以我開始跟賢S法師有了一些接觸。賢S法師也是從龍泉寺派過來的,從我來到極樂寺就見他在這裡,他的工作是護持極樂寺工程建設,平時他很少說話,常常在工地上忙碌。但他說話少可能不完全是他的本意,而是極樂寺有一個規定:不允許大眾和賢Ri法師以外的比丘法師交流。這個規定曾在大眾集會時公開宣導過,基於對極樂寺管理、教育理念的瞭解,能夠明白管理層的意圖:他們擔心我們會被一些錯亂的修行知見影響,從而擾亂我們身心的安穩。當時對我來說,本來也沒有什麼必要的情況要特別跟比丘法師交流,既然僧團這樣提了,也就隨順遵守。但到了指揮塔吊的時候,因為交流工作的緣故,有了機會接近賢S法師,不知不覺地也就開始與他有了關於僧團、佛法等問題的交流。當時很多談話的具體內容我記不得了,但還能夠記得的是,賢S法師提出很多他對僧團問題的思考、對佛法的見解,和僧團說法有明顯的不同。由於那時候我在僧團的發展、在圓通殿的建設上確實有很多困惑,以僧團一貫灌輸給我們的理念已經無法解決我的困惑,所以這時,賢S法師獨到的思考給我帶來很多啟發。不一定是他給了什麼既定的答案解答了我的疑惑,而是他的思考讓我意識到,原來事情可以有另一種視角。甚至,他會批判師父、批判僧團,這讓我的內心受到前所未有的觸動:原來,這麼做也是可以的。我特別印象深刻的是,他說,我們僧團用人,不是培養人,而是你有什麼長處,它直接取來,直接利用你的長處,這是非常省力的,它不需要有一個培養你的過程。這番話給我的感覺很犀利,但我無從否定。他沒說的時候,也沒有注意到有這樣的情況存在,但他一說出來,就發現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只是僧團裡沒有人敢這樣說。這時似乎有點明白,為什麼僧團明令禁止我們跟賢Ri法師以外的比丘法師交流,我又忽然意識到,我好像違反規定了。以往,我很少違反僧團明確提出的要求,如果不小心觸碰到了“禁區”,我就會謹慎地注意回避,但這次不一樣了。賢S法師的思想給我的觀念帶來的沖刷讓我覺得很有意義,我不願放棄這樣的機會,希望能跟法師多些交流,想多聽一些他的觀點。借著工地事務的“掩護”,我悄悄地繼續找機會跟法師交流。但沒過多久,賢S法師離開了僧團,後來聽說他被派到了其他寺院,我也不再有機會跟他交流了。其實算起來,我和他交流的次數也沒有幾次,但是對於我重新認識僧團有重要的意義,如果沒有這個鋪墊,也許我不會那麼快產生警醒。所以我覺得,打開心胸、開放交流、廣納不同的思想對於一個人的成熟和進步來說是很有必要的,如古代賢人說“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也正是表達著這樣一個道理。而如果有人以“會引起思想混亂”為由來禁止我們這樣去作交流,這才是真可質疑的。想想,如果在家、在學校,父母、老師這樣管制孩子、學生,通常人們會認為他們在禁錮人的思想,但是現在在極樂寺,對待同樣的事情,大眾卻不這樣認為,反倒還心甘情願地接受,為什麼會這樣?
 
 
(二)
 
在賢S法師之後,我很有幸地又遇到另一位法師也給我帶來類似的思想上的啟迪,他是我們住在印尼茂物普門寺的時候遇到的龍泉寺比丘賢D法師。我們在普門寺的時候,每天都是同法師一起在圓桌上用餐,我們的到來似乎讓他很興奮,每次吃飯,他都跟我們交流很多他的想法,從當時剛爆出來的臺灣“福智”團體醜聞,到他被師父派到國外考察弘法的經歷,到他對我們團體修行理念的思考,再到他對我們後輩的修行建議……有些我聽得懂,有些我聽不懂,有些我似懂非懂,包括有些我不太認同的,仿佛就像一場頭腦風暴。現在回想,覺得在某種意義上,聽懂聽不懂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還是類似於我和賢S法師的交流那樣:我聽到了與僧團不一樣的聲音。而且,這比在極樂寺時有更充裕的時間和更寬鬆的環境,所以可以談得更多,這就使得我的思想在與賢S法師的交流基礎上,得到了更多的沖刷。其中很讓我感慨的一點是,法師和我是同一體系的,我們的思想觀念應該有很多一致,但事實上,他卻有很多不一樣的思想和見地。並且,正因為我們是同一個體系的,他瞭解我們很多想法的根源,因此他談出來的很多東西,能夠直指我們的問題。像這樣的話,在極樂寺僧團裡,也是沒有人敢說,而且沒有人能說的。受到這樣的觸動,我便向賢D法師要了電子郵箱位址,希望日後還有交流的機會。原本也並未對於和法師的進一步交流有特定的想法,但由於回國事件極大地促發了我對極樂寺的質疑和反思,有些所思所感和法師談到的東西有內在的契合,法師的思辨精神也仿佛隱隱約約影響著我,所以我回到寺裡之後,就迫不及待地給他寫郵件,對他談到的一些問題作了整理,提出了我進一步的思考和疑問。如今我從我的電子郵箱裡還能找到這封信的原件:
 
{尊敬的法師慈鑒:末學賢瀚回到國內了。法師您在印尼的時候給予我們的很多教誡,末學一直在思考,對很多問題有了新的認識。這封郵件,算是對這些思考的一個總結,也有一些問題很希望得到法師您的幫助和解答。並請法師為末學所寫的內容保密。在印尼的時候聽說,您平時很少說話,這一次對我們能說這麼多,很特殊。坦誠地說,我最初聽到法師的一些觀點時,思想受到的衝擊是比較大的,因為之前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樣的觀點,自己頭腦也比較簡單,現在回過頭去看,才認識到自己以前獨立的思考是比較少的。但現在能夠體會到您的悲心,感覺到您的提醒是為了讓我們在出家的道路上少走彎路。回到極樂寺後,面對現實的緣起,再對照您的一些建議,感覺有一些困惑。
 
1.您說,我們應該好好珍惜時間,多學習佛法、學習戒律,即使常住的總體安排沒有給我們專門的學習時間,我們也要想辦法去爭取得到更多的時間。——客觀地講,僧團裡並不是沒有學修的時間,通常上午出坡,下午上課。晚上的時間,在蓋圓通殿以前是自習,自從蓋圓通殿以後就改成大出坡了。以我們比丘尼二班為例,有三門課程:戒律、《廣論》、師父開示。因為現在在蓋廟的緣故,有時工地要搶工,上課就不是很穩定,但總體來說僧團還是比較重視我們的學修,80%的時候可以保證上課的。(注:這是2017年下半年極樂寺調整後的情況,上半年的僧團學修很不穩定。)但集體上課和自己閱讀、學習還是有區別,我覺得個人讀書學習的時間是要有的。從印尼回來之後,我把自己的重心作了調整。以前做事比較多,現在是只要有時間就去看書,能不做的事情就不做了。發現一天當中能擠出來自己學習的時間,排除掉生活所需、避免不了的事務和各種無常,大約能擠出1~2個小時。如果還想再多學一些,就要再想別的辦法了。五堂功課(注:早課、晚課、早齋、午齋、拜懺)是不可能蹺課,我會選擇在大出坡的時候早退,或者是在工作中抽出時間,自己再去多讀一些書。目前在讀“八大部”(注:龍泉寺編輯的“南山律典校釋八大部”),讀進去之後,感覺到自己深入學修是很有必要的,否則自己出了家、剃了度,什麼也不懂,活得就像瞎子一樣。但另一方面,從出坡和工作中擠時間,也讓我感覺心裡不太踏實,雖然有的時候出坡和工作並不是那麼緊迫。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取捨,是保證完成好常住的事情之後再去自己學習,還是就可以像現在這樣,爭取更多的可能性去學習?其實班上也不是沒有那樣的同學,有位同學除了五堂功課之外,很多隨眾都不去,很多常住的事情也不參與,連部組的工作也參與得不積極,也沒人管她。她恰恰就是利用了這大量的時間,成為我們班第一個把比丘尼戒本和菩薩戒本背下來的人,戒律書也讀了很多,現在她是我們班上最懂戒律的同學。但她這樣做會不會偏頗呢?僧團會對這樣的人給予信任和機會嗎?另外,師父的開示中曾經有講到過,要把個人的發展融入到團體的發展中,應該怎麼正確地看待這個觀點呢?承擔集資糧是不是也很重要?(不過,既想學修上得去,又想承擔集資糧,以我現在的條件來說,我覺得不太可能兼顧得到。)我同時也擔心,自己放棄一些隨眾的活動(當然,不會很過份),會不會造遠離團隊的業呢?實際上自己這樣做的初衷,是為了將來更好的修行,能做一個合格的出家人。
 
2.您說到,出家首先要讓自己的生活正常化,還表達了一個意思,大意是說不要太激進,因為修行的道路還很漫長,不要把精力、體力一下子耗光了。——聽了這個觀點之後,我便發現自己出家之後,其實有的時候過得不是那麼正常,例如長時間超負荷地承擔,擠佔應有的睡眠時間去學習,飲食有些過分地克制自己,疏於打理自己的生活等等。現在看起來,我把自己簡單機械地和一些真正修行有道的人在外相上進行比較了,其實自己還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凡夫。同時我發現,並不是我一個人這樣。前幾天就遇到這樣的情況,因為工地的材料需要看管,一天中午輪到我,午休的時間就被佔用了。我事先跟班導法師請假,說因為這個承擔,中午不能休息,自己下午和晚上的狀態會受影響,所以中午的拜懺是否可以請假回去休息。班導法師說:“以後中午不能休息的時候會越來越多,所以如果你能突破的話還是突破一下。”班導法師的想法,我內心不是很贊成,但我覺得她並不是故意為難我,而是她的知見確實就是這樣。她年齡40多歲,屬於身體狀況比較差的,但她並不注意保護自己的身體。就在那一天過後兩天,工地搶工,下午僧團全體大出坡,她在工地上幹了三個小時,加上我們晚上誦戒,誦完戒時,她已經氣虛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了。她還說,在工地上風很大,吹得她的腰很疼。我們問她,為什麼不中途休息一下呢?她說,大家都幹,自己也不能不幹啊。結果那天晚上,在理療室給她理療了約有兩個小時,第二天早上,她連早齋都沒有去用。這不是得不償失麼?這位法師是僧團裡第一批受戒的,從這個問題來看,她的抉擇取捨不是很成熟,其他的人不能說都會跟她一樣,但也不能排除有相當的人會是這樣的知見。因為來得早、戒臘長的緣故,並且她在佛法的學修方面屬於僧團中很優秀的了,所以她還會引導帶動很多人,後面的人又會受到這樣的影響。如果不是和法師您有過交流,我可能不會覺得她的做法有問題,可能反而覺得是我有問題。又有一件事,是我們後來回到普門寺時,有見到Y法師,因為我愛好書法,跟Y法師有一些書法上的交流,我對他的抄萬部《心經》的計畫很感興趣,覺得既可以實踐賢啟法師的建議,通過練習書法培養專注,又是在成就道業,於是也想抄,法師便說可以送給我毛筆和印章,寄到極樂寺來。因為收包裹需要班導簽條,當我跟班導說這包裹是書法用品時,班導回答我說:“我們道場不提倡練毛筆字,交給庫房或者文化設計組吧。”我一直不能夠接受,感覺太不靈活了。我本身不是散亂放逸的人,就算這些毛筆放在我手裡,我可能也寫不了幾次。如果是因為資源合理分配的原因而要上交,我也沒什麼話可說,但“不提倡練毛筆字”的回絕,真的讓我不好接受。或許是我沒有跟班導說明緣起,又或許是我接收賢Y法師贈送的毛筆會犯戒?現在我想,我要是想保證自己的修行能走在更正確的道路上,即便是班導也不一定靠得住,可能需要採取更多的智慧和善巧方便,或者可能有的時候得厚點臉皮才行。現在我的生活,比起以前正常了很多。例如飲食和睡眠能夠保證充足,還有剛從印尼回來的時候,身心狀態不是很好,也不會像以前那樣,會強迫自己要很快地進入工作狀態,而能夠給自己緩衝的時間。但同時有一點也比較困惑,師父的開示中也有很多教我們要去突破、要去超越,教我們要精進,所以當自己去做一些不是直接跟修學佛法有關的事情時,就唯恐會浪費生命,但實際上,有的事看似無關,但卻能維護身心的健康、安穩。對於“精進”“超越”的問題究竟應該怎麼看待呢?
 
3.現實處境的人生,何去何從?通過和您的交流,我現在比起以前務實了很多。以前仿佛是把自己看得超凡入聖了一般,現在我明白了,自己雖然出了家,外相和俗人不一樣了,雖然也受了戒,有了行持的標準,但很多地方還是和俗人一樣一樣的。於是,也就把過去對自己的不切實際的高要求放低了,感覺自己會比以前放鬆一些,對旁人的那種內心的苛刻也降低了一些。反思自己以前的不切實際,一是和父母迫切的望子成龍之心有關,第二可能是對所受佛法教育的理解有問題。不過,當自己變得實際了之後,對自己的期許也降低了。我以前會期許自己這一生能夠成聖成賢,而現在我覺得自己根本不是什麼善根利器,就好像不太想努力了。以前可能有些激進和浮躁,現在反倒是懈怠和甘於平庸了。同時,也越來越感覺到,師父是不能夠很具體地管我們了,那自己要想有所成就,可能就得靠“自學成才”了,但自己又不是聰明的人,能學成個什麼樣子,很難說。自己到底應該何去何從呢?也看到身邊的很多同學,她們並不主動和明晰地知道,自己的出家之路要走一個什麼方向。以我的觀察(可能也不準確),很多人都是隨大流。雖然說在道場裡我們應該服從安排,但是在“有自己的打算”的前提下服從安排,和因為自己不知道要幹什麼而服從安排,是完全不一樣的人生狀態。比方說前面提到的,常住安排今天全體大出坡,然後我會因為我想看戒律書,就會中途退出來去看書,而其他繼續在出坡的人,有的可能是出於發心,覺得“我應該多為常住付出”;有的可能是對工程部的工作很感興趣,有目標要在這方面好好集資糧;有的可能是遵守規定;而有的可能就是糊裡糊塗地跟著幹。以我自己的情況來說,我以前就是後兩種。我想,如果我這一輩子都是這樣的話,就算我在外相上服從了一輩子的安排,都很難說我會有成就、有貢獻。我現在很迫切地覺得,我要儘早定好自己的人生規劃,例如我想在戒律研究上有發展、在義理研究上有發展,就要趕快跟賢Ri法師、跟師父去彙報、去申請,讓我的人生能早點進入軌道,生命真是容不得半點浪費。不然付出了那麼大的辛苦,好不容易出場家,就白出了。不知道我想得對嗎?4.有限時間下的抉擇。進入10月,意味著我來到極樂寺已經整整兩周年;而再過10天,就是受戒一周年了。回顧自己這兩年來的出家生涯,真是糊裡糊塗,覺得自己浪費了太多的時間,真是再也耽誤不起了。也是自己業感,依止的善知識不能在近旁指導,又沒有足夠有經驗的尼和尚來引導自己。如果不是您的指點,我不知道自己會糊塗到何時。道場裡的同學都太年輕了,一些比自己受戒早一兩年的同學,也會因為她們本身也不清楚狀況,隨隨便便給予自己一些錯誤的指導,如果自己盲目胡亂去聽,就又會受到貽誤。比方說,前幾天,一位比我早受戒一年、去過美國觀音寺(注:龍泉寺體系分道場,由極樂寺尼眾住持)承擔的一位法師,在和一位同學說練法器的事情,我無意從她們旁邊擦身而過,她便對我說:“要好好練法器,到外面承擔會顯得非常非常重要。”我現在覺得這樣隨便建議別人是很不負責任的行為,到底學什麼最重要,以及對什麼人來說學什麼最重要,是不可以隨便下論斷和指導別人的。其實說到法器,它確實也是我的心頭之痛。我們班在學法器上面受到過一些耽誤,加上我自己本身對法器興趣不大,雖然後來也曾提起興趣過,但因為一些可能不是很正確的引導,那陣子熱勁又很快失去了。現在面臨的實際情況是,時間確實很有限,“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我的精力在一個階段內只能顧及一件事,那麼我會選擇先儘快地把戒律書讀完。或許那位法師說的是真的,現在維那給我們上法器課時,也常常用“外派承擔”的說法來促我們練法器,說真的,我很不喜歡這種恐嚇人的方式。我覺得如果我們被外派,不懂戒律比不懂法器更可怕。像賢啟法師也不懂法器,但也沒有影響他現在廣大的承擔啊。請問法師,以我目前的實際情況來說,這樣抉擇是不是可以?一口氣寫了這麼多,是因為內心中對於出家修行有太多的困惑,同時也是唯恐詞不盡意。說了這麼多,總結起來,就是我更加認清自己的現實和處境,如果考慮到更長遠的發展,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頭腦簡單、思想單純、人云亦云地過日子了。現在想,一些別人認識不到的問題,我既然已經知道了,就先去做,盡可能保護好自己,人身暇滿難得,沒有必要陪著去犧牲。這並不是說不為團體考慮,而是現在自己的實力也考慮不來,不如先充實自己。雖然說了很多的問題,但目的也不是為了指責和抱怨團體和別人,而是為了更加清楚瞭解,我能怎麼規避這些問題,怎麼保護好自己,只有先站穩自己的腳跟,才能談得上其他。相關的思考總結暫時就梳理到這裡吧,感恩法師付出寶貴的時間來閱讀末學的滿篇贅言。
                     末學賢瀚頂禮
 
寫這封信對於當時的我來說,也是一種自我“療傷”的方式,在極樂寺的封閉環境裡,能夠有這樣一個傾訴的物件,還是很有意義的。不過現在我在郵箱裡沒有找到法師對這封郵件的回復,只找到了自己對他的回復,我說:“感恩法師在繁忙之中給予末學的回復。看了法師的答覆,感覺又豁然開朗了一些。您給我的指導,讓我覺得更加放鬆自然,感覺這樣才會讓修行之路能夠持久。”回想當時的情形,法師應該是給我回復了郵件,但讓我閱後刪除,所以我的郵箱中沒有保留。回想當時的環境,我們在僧團裡討論這樣的話題還是比較敏感的,這可能是法師讓我刪除郵件的原因。我也給賢啟法師發了郵件,總結了印尼之行中遇到的僧團管理、團隊協作等多個方面的問題,寫了一份近萬字的報告。法師回復我說:“瞭解別人,瞭解這個時代。”雖然很簡短,但得到了回復,對我來說就是一個鼓舞。雖然已經與賢啟法師共事一段時間,但這是我第一次給賢啟法師發郵件。這緣起還是在於,在印尼幫我們訂返程機票的居士問我是否需要尋求説明,並說她有賢啟法師和賢佳法師的郵箱,可以提供給我,我可以考慮給他們寫郵件。我忽然想起來,之前編輯組的B同學給我轉發的有關“不非時食”的資料,裡面就有賢佳法師的郵箱地址,但我怎麼就沒有想過給賢佳法師發郵件?賢D法師在跟我們交流時,也說到了“不非時食”的問題,有提到賢佳法師給他發了很多有關“不非時食”的資料並鼓勵他持午,他自己也在實踐持午,覺得持午很好,建議我們有能力的話儘量持。受到法師的鼓勵,我就想把我上次半途而廢的持午重新拾撿起來,於是,我萌生了要發郵件給賢佳法師請教持午問題的念頭。
21 與賢佳法師的郵件交流(略)
 
24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接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等待了,等手機拿到手上,我才好開展下一步行動。退出精舍的學習任務乃至離開體系是毫無疑問了,但怎樣離開,我還拿不准主意。賢啟法師給我的建議是先回到極樂寺再從容離開,而我當時的心情很急切,我想以最快的速度悄悄地離開精舍,但是按照戒律,尼眾如果沒有梵行難的因緣則不能獨行,除非我能夠確定我現在的境況是屬於梵行難。於是我又寫郵件給賢佳法師請教。因為不敢說自己究竟遇到了什麼事,就含糊地說道:“作為一個尼眾,因為要持守四獨戒,所以來去無法像比丘一樣自由。本來要在人群中找到跟自己有一模一樣想法的人就很困難,更何況,如果自己和僅僅一位比丘尼被派到外面,讓對方能和自己想法一樣,可能性更加渺茫。所以,不管有沒有選擇好去處,我都沒有辦法一個人離開。最極端的辦法,那就只能是舍戒了。”法師回復說:“沒有到被迫破重戒的程度,最好不要舍戒,至少不要草率急於舍戒。適當包容、忍耐一段時間,可能外在人事會有變改。世間有漏皆苦,俗家煩惱牽纏往往深重,出家修道才易解脫自在,也容易弘道利人。不管他人怎麼說、怎麼做,自己嚴謹持戒修道,並以佈施、忍辱、精進等助成,就不難安穩增上。功德回嚮往生極樂淨土或兜率內院,待成就上勝功德時再來度化眾生。”我說:“若是一般的人我磨合,不至於到舍戒的地步。現在問題的關鍵在於師之所說‘依師’。不方便詳細說很多。”我又想,再把自己想離開體系的一些相關的考慮再跟法師交流一下,看看法師有什麼說法,以免自己做出莽撞的決定。於是我說:“現在末學和另一位比丘尼被安排,在為去一個國家弘法做準備,接下來,我們兩人是否能同時順利出去,還是一個很大的未知數。在我們之前的兩位比丘尼法師,本來也是被安排一起申請國外大學出去讀書的,後來她們分別被兩個國家的兩所大學錄取,就各自去了。末學認為這就是犯‘僧殘’(注:佛制戒律的一個類別名稱)的四獨戒。如果發生在我的身上,會無法接受,同時也很難說同樣的事情將來會不會發生在自己的身上,總不能到了臨頭才決定怎麼辦。如果費了老大勁準備,到頭來你說不去,情何以堪?到時候恐怕就沒那麼容易承受呵責了。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說為了持戒而不去讀申請好的大學,是不是也會被指責不發大乘心?”法師回復:“所擔心是合情理的。可以將先例情況(兩位元比丘尼分開單獨上大學)和疑慮(犯僧殘的四獨戒)以及自己的心意(不想犯僧殘)預先(現在)就報告上位法師,上位法師可能開導乃至批評,自己就自己對佛法修行的認識耐心呈白。師父可能會讓停止您的國外留學申請。即使不停止,屆時出現分開錄取的情況,您堅持不獨去犯僧殘,於情理上是無過的,因為您有言在先。”法師的回復讓我感到對於問題的看待更加清晰了,先前我還有些擔心,這樣放棄掉這個出國留學的任務是否不太值得,現在我沒有這樣的擔心了。

 (略)

法師給我作了很詳明的一篇回復,說道:“(1)‘據說有的國家習慣上是過了下午兩點才吃飯’,哪個國家這樣?‘不合時宜、顯得怪異’,不能成為不持戒的理由,否則剃光頭、著僧衣等也不合時宜、顯得怪異而應放棄。‘給世人造成麻煩’,可以找篤信的居士護持,他們一般樂意護持信守戒律者。如果怕麻煩居士,那麼很多事不要找居士,何獨持戒上怕麻煩居士?另外自己可以靈活想辦法解決吃飯問題而避免麻煩他人,乃至每天只吃一頓早餐(或上午餐)也可以。《中阿含經》說:‘佛遊迦屍國,與大比丘眾俱,遊在一處,告諸比丘:“我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卷五十一)現今的實例如我以前分享的資料《節食、辟穀、過午不食的實例經驗及實踐問題的討論(20170930)·對某比丘尼寺院住持的訪談》中那位比丘尼住持說:‘A寺好幾位是日中一食,好多年了。這幾個日中一食的從來沒生過病!十四五年了吧。她們身體棒得很!’又《〈奇特的斷食療法〉〈神奇的少食健康法〉(日本甲田光雄著)摘略(20170407)》中說:‘人們很容易接受現代營養學,以致使所謂“合理地攝取充足而平衡的營養”成為潮流,也與戰爭年代食物缺乏、人民飽嘗饑餓之苦的影響密切相關。近年來,由於脫離貧困而逐漸富裕起來的人們過於追求飽食、美食,享受口福,結果使營養過剩的弊端很快暴露出來。不僅肥胖的兒童越來越多,而且食物缺乏時代很少見的糖尿病、痛風、心臟病等所謂的‘富貴病’也逐年增加。最可怕的是,直至目前,被這些疾病纏身而整體身體倦怠乏力的人們,並未真正認識其發生疾病的根本原因,而是仍然以為身體缺乏什麼營養。有不少人,甚至在營養過剩而消化不良、毫無食欲的情況下,還千方百計地攝取營養。這樣,就使本來可以治癒的疾病更加惡化,以致斷送自己的一生。因此,筆者認為,這些可憐的患者,實際上是錯誤營養學的犧牲品。’我以前分享的有關飲食健康的資料可再多詳閱,突破現代流俗的飲食健康觀念。“(2)‘可能只能在外面吃些乾糧、餅乾之類,長期這樣會受不了的’,這不能成為不持戒的理由。《四分律》中佛說:‘我為諸弟子結戒已,寧死不犯。’(卷一)因為小小身體健康理由而放棄持戒是不符合戒律精神的。另外現代速食飲食品類豐富,隨時可買或請餐廳外送,何必只是簡單的乾糧、餅乾之類?早晨明相就出門只是冬季一段時間,不一定很長時間。還有時放假,或選修課錯開臨近中午時,都可從容用午餐。‘如果我還堅持不非時食戒,會對我那位不持不非時食戒的同伴造成吃飯的困擾’,可以勸化、協助她持守不非時食戒。她若堅持非時食,您自己提前吃過了,陪她坐著也無妨。可能對方有‘壓力’困擾,並非壞事,總比理直氣壯、無慚無愧地非時食要好。‘同伴又無法幫我懺,可以自己在佛前自責心懺悔嗎’,可以在佛前髮露懺悔,待以後找到清淨者再正式懺悔。以上供參考。”看了法師的回復,我感到受到很大的鞭策,決定把我來到精舍之後中斷的持午再重新持起來。並且,我對於要離開體系的打算,心裡更有底氣了。我說:“目前感覺我們團體算不上持律道場。例如,‘不非時食’公開‘開緣’,對於想持不非時食戒的僧人反倒造成壓力。乃至於像您所說,我們會對居士有各種‘麻煩’,唯獨在持不非時食戒時難以請他們給予支持,另一方面精舍的護持居士沒有這種概念,因為缺少語境,缺少氛圍。又如,比丘尼連僧殘的四獨戒都‘開緣’不持,末學覺得沒有比這個更可怕的了。僅僅一兩條重要戒條的持守都困難重重,更為重要的是團體推崇‘依師法’核心理念存在極大偏頗,這讓末學感到避之唯恐不及。同時感到在同一道場裡與自己有同樣認識的人可能寥寥無幾,自己的處境是極其孤立無援的。籍此,末學覺得離開此地是勢在必行之事,至於以何種方式離開,則是次要考慮的問題。”我思來想去,決定還是再多向法師透露一點情況,請他幫我辨析,我的情況究竟能不能獨行。113日早晨6點多,我給法師發送了一封郵件,說:“末學現在是這樣一個處境:名義上被僧團安排到某處進行封閉式學習,實質上自己從中更多感受到脅迫、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乃至於有種種看不清真相的、未知的恐懼,這是個人很真實的感受。加上瞭解到自己先前所受戒並不得戒,因此想快速脫離這一環境,重新找一個道場,次第解決明瞭戒相、如法懺罪,以及重新抉擇未來修行方向等問題。為了以最妥當的方式離開,避免造成更多未來修行的障礙,所以不斷有問題叨擾法師,還請法師海涵。(1)如法師先前所說,廣義的梵行難即指影響後續修行,以前面所說,末學的處境是否算是遇到梵行難?(2)最壞的打算,是自己設法離開(因為不見得僧團允許我回去)。如果算是梵行難,那麼末學在離開的過程中,產生的獨行、蓄用錢寶等問題,是否可以開緣?以沙彌尼十戒為例,可以開緣的程度有多大?(3)不知法師有沒有手機號、微信號等更便捷的聯繫方式,這樣可以比郵件更快,可以隨時請益法師問題。”最後我說:“末學的抉擇是要離開,這個大方向基本不變。在這個過程中,戒律方面,或者其他法師您想到可以注意的,還有什麼建議嗎?以上,包括前兩天的交流,請法師幫忙保密。遇到的問題,祈求法師幫助!”賢佳法師回復說了他的手機號,又把幾位長老尼的手機號也提供給了我,說我可以和她們聯繫,並解答我的問題說:“可以算作廣義的梵行難,蓄用錢寶是沒有梵行難開緣的,這種廣義梵行難可能還沒緊急嚴重到開緣獨行。可嘗試申請回極樂寺僧團,然後從容離開。若不批准申請,可以再申請,並可適當用消極不合作的方式(以不違戒為前提)表明態度,應該會被安排調離的。”最後他又說:“前兩天交流的內容我考慮適當摘錄,晚些時日匿名分享給一些法師,可以啟發、幫助較多人。您有什麼顧慮呢?”看到法師說要把和我的交流內容分享出去,我的心裡頓時湧起了恐懼,因為在這個節骨眼上,我很擔心會“打草驚蛇”,對於自己後續的安全狀況感到難以預計。但基於之前跟法師的交流,他對於我所提出的種種顧慮都能夠直誠坦蕩地給予回應,所以我相信我提出自己的擔憂,他會加以斟酌的。於是我直言道:“末學可能是第一個離開極樂寺的‘比丘尼’,身份太突出了,在此時的風口浪尖上,覺得還是低調為好。末學比較謹慎,其原因也是對師父、僧團、上位的瞭解很有限,尺度不敢放大,還望法師理解。”法師說:“師父的觀念、行為和權勢對律制產生很大破壞,還在組織一批高學歷僧人寫戒律書,‘有理有據’地變改律制,流通後世,有法師跟我說將會掀起漢傳佛教有史以來最大的滔天巨浪。損害的不僅是極樂寺的現有比丘尼和後面源源不斷的出家者,還有全國佛教界眾多道場以及後世出家人。現在有典型材料,如果不作揭發點破,以後更難挽救。我會稍晚些時間分享,您爭取儘快離開。我手頭還有其他較多資料和評論意見,會一起公開,結合‘福智’團體事件情況,使佛教界眾多人認識師父似是而非的觀念、行為和巨大危害,師父將不能為所欲為,您不用太擔憂師父可能的阻礙。H法師、W法師、L法師等(注:長老尼)也會得到這些資料,她們應該會體諒支持您,也將會幫助到其他很多與您類似的尼眾。最近您可請H比丘尼幫助推薦去P寺或其他持戒的尼眾道場。真下決心離開並堅持走出家道路,就不用太擔憂師父可能的阻礙。‘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這次的回復讓我感到特別震撼。最讓我受到震撼的不是他所說的師父的問題,因為師父的問題我自己已有親身的體會,而是他的勇氣和氣概,這樣的事情不是誰都能夠做的。頓時,我心底仿佛也被注入了一股力量。我告訴法師說:“末學現在在北京,首先要爭取回到極樂寺,然後才能離開。這過程中有無盡未知數,但現在已在盡力推動。在與法師交流的過程中,感受到法師的態度:面臨再大的困難,也要把護戒放在第一位。這無形中也會增加一些難度。保守估計,最快要十天至半個月,才能完全從極樂寺脫離。”法師說:“瞭解了,可以。H法師就是我先前分享資料《節食、辟穀、過午不食的實例經驗及實踐問題的討論(20170930)·對某比丘尼寺院住持的訪談》中的那位比丘尼住持。您的手機號是多少?我可先向她介紹您的基本情況和您要如法受持比丘尼戒的心意,然後您可直接諮詢、請求她的幫助,或許她可安排人接送護助您。另外,您是否在北京魏公村的崇義精舍?此精舍的主人*(手機*)跟我業緣非常好,我可直接請她護持您。”我感謝了法師的心意,告訴他說,我不在那個精舍,目前已經找到了可以提供幫助的人。在和賢佳法師的交流之間,這個雙休日一點一滴地過去了,約定拿手機的日子將要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