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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2008年西藏暴動時喇嘛集體出動，其中一名喇嘛飛踢一腳的瞬間被抓拍。

世人會問：不是主張一切皆空嗎？不是應該都在喇嘛廟裡念經、辯經嗎？

殊不知，自古西藏的喇嘛便擁有自己的軍隊與武器，既與百姓爭產、魚肉鄉民；

亦與朝廷抗衡、活剝朝廷三品命官制人皮鼓，節日擊鼓示威。

喇嘛教根本就不是佛教，與其說是宗教團體，不是說是獨立武裝。

在元朝皇室的扶植下，藏傳佛教即喇嘛教不僅在吐蕃本土，而且在內地以至全國都產生過重大影響。

元朝統治者佞佛程度之嚴重，在歷史上是少見的，他們尤其尊崇藏傳佛教。（版按：使用“佞佛”二字不正確，因為所謂“藏傳佛教”其實是喇嘛教冒充佛教之名以欺騙世人、掠奪佛門資源一千多年，普羅大眾根本就沒有能力分辨佛教真偽，作者誤用詞彙情有可原。）藏傳佛教本身富有神秘色彩，其侈設儀式、講究修法、演習咒術等等，與其他宗教如基督教、伊斯蘭教、道教以及漢地佛教禪宗等比較起來，更容易為蒙古統治集團所接受，因為它適應了蒙古君主及王公貴族既想縱欲又要求長生的雙重心理。自元世祖忽必烈時就產生了偏愛藏傳佛教的傾向。元成宗大德年以後，元代進入中後期，皇室貴族生活更趨奢侈，嗜佛妄僧的風氣也更加靡張，到了元英宗、泰定帝時，幾乎到了舉朝癡迷的地步。史載泰定帝、後曾多次受戒，如泰定元年(1324年）六月，泰定帝在上都“受佛戒于帝師”；二年(1325年）十月，皇后亦憐真八剌在上都“受佛戒于帝師”；十二月，“帝複受佛戒于帝師”；三年(1326年）七月，“皇后受牙蠻答哥戒于水晶殿”。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當時貴族大臣也紛紛以受戒為榮，竟成為一時風尚。正如元詩人所誦：“似將慧日破黃昏，白晝如常下釣軒。男女傾城求受戒，此中秘密不能言。”【出自《張光弼詩集》卷3《輦下曲》。】“安息薰壇建眾魔，聽傳秘密許宮娥。自從受得毗盧咒，日日持珠念那摩”。【出自朱有暾：《元宮詞》】

有元一代，吐蕃高級僧侶們由於在政治上得勢，因而聲勢煊赫，威震朝野。元朝刑律甚至規定：“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出自《元史紀事本末》卷18《佛教之祟》。】

法律上既被賦予如此特權，這些“西僧”即吐蕃僧人往往有恃無恐，跋扈恣睢，怙惡橫行，無所不為。據《元史·釋老傳》記載，西僧龔柯等與王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又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薪，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發，捽諸地，捶撲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屋，久乃得脫。奔訴於朝，遇赦以免”。王妃、上都留守尚且如此受辱，一般平民下等人更可想而知。

14世紀初，高麗詩人李齊賢在中國訪問期間，曾目睹蕃僧撻殺站吏之事。蕃僧倚仗朝廷庇護而逍遙法外，站吏家人冤不能申，“妻子相看空雪泣”。【出自《益齋集》卷2《新安站有蕃僧撻殺站吏》。】往來於大都與吐蕃地的西僧常有強住民居者，“因迫逐男子，姦淫女婦”【出自《元史》卷202《釋老傳》。】，幹盡了壞事。

吐蕃高級僧侶還常以做“好事”（功德）名義，奏釋重囚，從中受賄得利。依據法律當判刑的人，帝師的一道法旨就可以獲赦免。例如宣政院官員李良弼受賄鬻官，本應治罪，但“直以帝師縱之”。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次就因吐蕃僧侶借做佛事，釋京師大辟之罪30人，杖罪以下百人。史稱“西僧為佛事，請釋罪人祈福，謂之脫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賄賂之以求免”。【出自《元史》卷130《不忽木傳》。】“西僧”受賄循情，其結果只能使元朝法制更為敗壞。

圖示：2008年西藏暴動時，拿起武器破壞他人財物的喇嘛們！

就算有所不滿，也應該通過其他方式溝通，而不是破壞不屬於自己的、無辜百姓的財物。

何況喇嘛們心中永遠默認的精神領袖是達賴喇嘛，將年輕的信徒們送到槍口下，

自己養著寵物、健著身，私下修著性交術，快樂得很！

元朝皇室在為興辦佛事，興建廟宇佛塔，賞賜帝師國師，泥金寫經以及回賜蕃僧來貢等方面，耗財甚巨，其用度之大是驚人的。

大德二年(1298年）時，據右丞相完澤說，國家歲入金1.9萬兩、銀6萬兩、鈔360萬錠，然而每年支出要超過收入一倍。在元朝財政支出中，佈施蕃僧、賞賜寺院及資助其宗教活動占了相當大的比例。當時有人指出：“罄竭帑藏以供西僧好事”，“今國家財賦，半入西番”。【出自《歷代名臣奏議》卷67《鄭介夫上一綱二十目》】縱使沒有如此嚴重，但用於吐蕃僧侶的開支巨大，總歸是事實。單以朝廷對吐蕃僧人賜賚來說，數額就很龐大。例如：至大四年(1311年），賜國師板的答鈔萬錠；皇慶元年(1312年）二月，賜西僧金5000兩，銀2.5萬兩，幣帛各39900匹；延祐七年(1320年）七月，賜西僧沙加鈔1.5萬貫；至治元年(1321年），賜西番薩迦地僧金250兩，銀2200兩，袈裟2萬；至治二年(1322年）九月，賜西僧班基鈔5萬貫；至順三年(1332年）五月，賜薩迦僧鈔4000錠，幣帛各5000匹。【見《元史》各本紀。】這樣，某些具有特權地位的西僧手中便聚集了大量財富，如西僧必蘭納失裡家中所擁有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等，“價直钜萬萬”【出自《元史》卷202《釋老傳》。】，這是一個突出的實例。

藏文史籍《青史》上說，這時絕大部分薩迦派三藏法師都只是追求利祿，滿足於飲食男女等俗世享樂。這同以上《元史》中有關記載是一致的。總之，愈到後來，吐蕃上層僧侶的腐化墮落愈形嚴重。他們之下，有農奴供役使，他們之上，有朝廷的優待，個個一味地醉心於利祿，縱情於聲色。他們頻繁地來往於內地與吐蕃之間，出入皇宮王府，交通卿相豪門，甚而以名為“演揲兒”（意為“大喜樂”）法的房中運氣術傳授取媚於元順帝，“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婦，唯淫戲是樂”，使得元朝皇室“醜聲穢行，著聞於外”【出自《元史》卷205《哈麻傳》。】。吐蕃佛教密宗派中這種認為借助性力可求得“解脫”的所謂“男女雙修”修持法，往往為元朝封建統治者追求荒淫腐朽的生活大開了方便之門。

羅賢佑著,中國歷代民族史  元代民族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05,第261—263頁 

羅賢佑（1949年6月21日-），男，漢族，河北定州人，祖籍河北廣宗，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歷史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員，曾任民族歷史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蒙元史及中國北方民族史。

197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民族系，師從翁獨健研習蒙古史。1981年起在民族研究所工作，1989年晉升副研究員，1999年任民族歷史研究室主任。主持編寫《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元代部分並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擔任《中國歷代民族史》叢書副主編並撰寫《元代民族史》卷，主編《中國民族史綱要》研究生教材。翻譯法文版《突厥世系》，培養博士研究生多名。（引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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