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ruth of Tibetan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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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ber die Dalai Lamas

佛教未傳入西藏之前,西藏當地已有民間信仰的“苯教”流傳,作法事供養鬼神、祈求降福之類,是西藏本有的民間信仰。

到了唐代藏王松贊干布引進所謂的“佛教”,也就是天竺密教時期的坦特羅佛教──左道密宗──成為西藏正式的國教;為了適應民情,把原有的“苯教”民間鬼神信仰融入藏傳“佛教”中,從此變質的藏傳“佛教”益發邪謬而不單只有左道密宗的雙身法,也就是男女雙修。由後來的阿底峽傳入西藏的“佛教”,雖未公然弘傳雙身法,但也一樣有暗中弘傳。

但是前弘期的蓮花生已正式把印度教性力派的“双身修法”帶進西藏,融入密教中公然弘傳,因此所謂的“藏傳佛教”已完全脱離佛教的法義,甚至最基本的佛教表相也都背離了,所以“藏傳佛教”正確的名稱應該是“喇嘛教”也就是──左道密宗融合了西藏民間信仰──已經不算是佛教了。

   
                  ◆錫蘭佛教史及中文佛教文獻呈現錫蘭早期佛教發展面貌(二)


 

二、錫蘭的佛教王統與佛教初傳說

 

(一)、錫蘭記史文獻所載的錫蘭佛教王統及佛教初傳說

許多巴利文記史文獻都說,阿育王子摩哂陀是錫蘭佛教初傳的功臣,由於他的到來,天愛帝須王(King Devānampiyatissa, c. 246BC)因之成立佛教王統,並開始以阿育王所奠立的佛教治世法治理錫蘭。換言之,阿育王子摩哂陀不僅是在錫蘭傳播佛教的第一人,也是傳來阿育王所奠立的佛教教化傳統的第一人。《大史》在十一章載:

 

在末伽始羅月新月升起的那天,楞伽王已經舉行過灌頂禮。那些效忠國王的大臣們,樂於為國王謀利益,他們遵循達摩阿育(Dharmāśoka)的付囑,又為他舉行了一次灌頂禮。他是樂於為楞伽國謀利益及幸福的。就在吠舍佉月的滿月日,其名字含有「天愛」之意的國王,為了給自己的人民帶來幸福,舉行了灌頂儀式,在楞伽島舉行了大規模的慶祝活動。[28]

 

此處所言的「為楞伽國謀利益及幸福」,指的就是用佛教治國,在「楞伽國」建立地上佛國的意思。這樣的説法就是《阿育王傳》所言的「廣能安穩饒益世間」。[29]達摩阿育(Dharmāśoka)是阿育王做轉輪王,以佛教治國之後的名字。《阿育王傳》說:阿育王將做「轉輪王,王四分之一(天下)

 


[27]  參見拙作,《貴霜佛教政治傳統與大乘佛教》(臺北:允晨文化,1993)。

[28]  韓廷傑譯,《大史》上冊,第十一章,頁88

[29]  見下引《阿育王傳》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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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正法王,廣分舍利而起八萬四千寶塔。」[30]同經又說:「造塔已竟,一切人民號為正法阿恕伽王。廣能安穩饒益世間,遍於國界而起塔廟。善得滋長,惡名消滅,天下皆稱爲正法王。」[31]上面兩段《阿育王傳》經文提到,阿育王在造塔,以佛教治國做轉輪王後,便有「正法阿恕伽王」或「正法王」之稱。此處所言的「正法阿恕伽」,就是錫蘭文獻所言的「達摩阿育」。因爲「正法」的梵文字就是「dharma」或音譯為「達摩」。阿育王的名字也音譯為「阿恕伽」,故《阿育王傳》稱阿育王為「阿恕伽」。

「灌頂儀式」,就是帝王登位的儀式。天愛帝須爲了要學阿育王以佛教治國,做佛教轉輪王, 因此再用佛教「灌頂」的儀式登上轉輪王位。大乘經典《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稱以佛教治國的轉輪王為「灌頂剎利」的原因,[32]就是轉輪王必以「灌頂」的儀式登上轉輪王位。大乘密教文獻在提到「正法王」、「法王」(dharmarājika)或轉輪王(cakravartin)登位的情形時常言:「法王」或以「水灌」,如「九龍灌頂」的儀式登上轉輪王位,或以「七寶灌頂」的儀式登上轉輪王位。[33]佛教轉輪王有「正法王」或「法王」之名,乃因轉輪王以佛教,特別是佛教「十善法」,教化天下之故。[34]

《大史》說,天愛帝須不但遵循阿育王的付囑再用轉輪王「灌頂」的儀式登上轉輪王位,天愛帝須甚至用阿育王的轉輪王名字「天愛」(Devā nampiya or  Priyadarśī )之名,[35]及助阿育王發展佛教意識形態治國的「軍師」「目犍連子帝須」(Moggaliputta tissa)之名,[36]作爲自己的名字。這說

 


[30]  西晉安息三藏安法欽譯,《阿育王傳》第一卷,《大正》卷50,頁101下。

[31]  同上,頁102中。

[32]  元魏菩提流支譯,《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卷三,《大正》卷9,頁330上。

[33]  見拙作,《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第二章,《東南亞的天王傳統與後趙石虎時代的天王傳統》,頁65-103

[34]  見元魏菩提流支譯,《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卷三,頁330上、中;也見上引之《阿育王傳》。

[35]  阿育王之轉輪王名字也稱為「天愛」,See  Radhakumud Mookerji, Asoka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54),  pp.11-12 says: “ He assumed the two titles, Devānampiya and Piyadasi, signifying respectively “the favoured of the gods,” and “of pleasing countenance,” or, more properly, “one who looks with kindness upon everything.”

[36]  蕭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所譯的南傳律典《善見律毘婆沙》說:阿育王迎目犍連帝須為其發展佛教的上座,目犍連帝須所傳的法是佛弟子優波離的法,目犍連帝須在涅槃之前將佛法傳給摩哂陀。見《善見律毘婆沙》卷二,《大正》卷24,頁684上、中;see also, John S. Strong, “Image of Aśoka”,King Aśoka and Buddhism, p. 111, “ In the Mahāvamsa, we are told that Aśoka decides to undertake the vihāra construction project when he learns from Moggaliputta Tissa that there are 84,000 sections of the Buddha’s Dhamma-hi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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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愛帝須所承傳的不只是阿育王的佛教轉輪王傳統,甚至是目犍連子帝須所承傳的佛法。

《大史》這段記載天愛帝須的文字很清楚的說明,《大史》所要確立的是,天愛帝須乃是錫蘭歷史上第一位以佛教治國的轉輪王或奠立錫蘭佛教王統的帝王,而其所承傳的佛教轉輪王治世法,則是阿育王所奠立及使用的佛教治世法。

與《大史》這段文字有關的記載,還有《大史》第十三章至十五章所記載的内容,即阿育王子摩哂陀將上座部佛法傳到錫蘭給天愛帝須的事:第十三章記載摩哂陀到楞伽島的因緣,第十四章記天愛帝須遇見摩哂陀的情形, 第十五章則記天愛帝須為摩哂陀立大寺(Mahāvihāra)的情形。[37]

《大史》所載的阿育王子摩哂陀來錫蘭傳教的事,也載於《善見律毘婆沙》。《善見律毘婆沙》以摩哂陀為佛教律師(vinaya master)的形象,說摩哂陀所傳來的佛法是直接傳自其師目犍連子帝須,而目犍連子帝須的佛法,則傳自佛陀的弟子優波離(Upāli)。這種說法,很顯然的又進一步地將錫蘭所傳的佛法或律法上接佛陀的佛法。《善見律毘婆沙》載:

 

法 師問曰:三集眾誰為律師?於閻浮利地,我當次第說名字:第一優波離,第二馱寫拘,第三須那拘,第四悉伽婆,第五目犍連子帝須。目犍連子帝須臨涅槃,付弟子 摩哂陀,摩哂陀是阿育王兒也,持律藏至師子國。摩哂陀臨涅槃,付弟子阿栗,從爾已來,更相傳授至于今日。應當知之,我今說往昔名師,從閻利地五人持戒至師 子國,第一名摩哂陀。[38]

 

上 面這段話很清楚的說明,錫蘭文獻所載的錫蘭佛教,不僅傳自阿育王時代的佛教,甚至傳自佛陀的佛教。由於《大史》及《善見律毘婆沙》等錫蘭記史文獻都如此記 載阿育王子摩哂陀初傳佛教的情形,因此許多學者都認為,錫蘭所承傳的佛法,乃是佛陀的佛法或根本佛教,而促成此事實的,就是阿育王子摩哂陀。譬如,Walpola Rahula 便說:「佛教初傳至錫蘭乃歸功於在西元前三世紀半來錫蘭傳教的摩哂陀,雖然這可以被認為是錫蘭官方初傳佛教的時間,然我們不能因此說,有關佛陀、他的教義及印度大王阿育王的活

 


[37]  韓廷傑譯,《大史》,上冊,頁96-122

[38]  蕭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毘婆沙》卷二,頁68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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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沒有在這之前傳入錫蘭。[39]很顯然的,Wolpola Rahula 甚至認為,阿育王所發展的佛教,很可能在摩哂陀傳入佛教之前已經傳入錫蘭。

由於《大史》在第十五章也提到「大寺」成立的經過與阿育王子摩哂陀有關,因此,錫蘭學者都認為,「大寺派」所承傳的佛法,不但是目犍連子帝須的佛法,甚至是目犍連子帝須自佛弟子優波離傳下的「正統」佛法。基於這樣的記載,錫蘭學者當然要認為,錫蘭大寺派所傳的佛法是「正統派」佛法。

 

(二)、我們對錫蘭佛教王統及佛教初傳傳說的質疑

錫蘭佛教記史文獻所載的佛教王統成立說及佛教初傳的記載,很可能就是歷史上最早使用這種記載方式將自己地區的佛教與阿育王所奠立的佛教治國意識形態連接在一起的例子。筆者說這話并不是沒有原因。我們在亞洲其他地區也見有相似的佛教初傳及王統成立說的記載,只是這些記載中的阿育王子的名字都不相同。

中文文獻《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自此,稱《慈恩傳》)所載的于闐建國說便是一例。《慈恩傳》載:

 

其(于闐)王雄智勇武尊愛有德,自云毗沙門天之胤也。王之先祖即無憂王之太子,在呾叉始羅國,後被遣出雪山北,養牧逐水草至此建都。[40]

 

與《慈恩傳》這段内容相似的記載也見於《大唐西域記》,[41]及西藏文獻,如《牛角山授記》、《于闐國授記》及《于闐教法史》。照張廣達及榮新江的說法,西藏此三典籍所記的于闐建國史,「內容詳略不同,但大體一致,應屬同一個系統。」 [42]這些中文文獻及西藏文文獻所載的于闐建國史,雖然

 


[39]  Walpola Rahula,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Sri Lanka: The Buddhist Cultural Centre,1993, the third print), p. 48.

[40]  唐沙門慧立本釋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大正》卷50

251上。

[41]  見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大唐西域記》卷十二,《大正》卷五十一,頁943上,「瞿薩旦那國 (Costana,于闐)」。

[42]  張廣達、榮新江,《于闐史叢考》(中國:上海出版社,1993),頁199-208;并見拙作,《于闐與敦煌的毗沙門天王信仰》,收入拙作,《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第十章,頁457-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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