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们能否自清自律？（上）
37 终于见到了贤启法师
车子终于来到了首都机场，我的心稍微了安定一点，但还不敢放松，我想要等我登上飞机，才算可以松口气。此时大约两点多钟，机场里人很少，这是平常难见的机场清静的一面，零星的乘客散落在候机厅各个角落，看上去困意朦胧。我在候机厅里找了一个偏僻一点的地方，把身上背的包卸下来放着，减轻一下身体的负担，自己也坐了下来，现在总算可以休息一会了。但我不敢安心坐着，因为太困倦了，我担心一不小心就会睡着，而出于戒律和安全因素的考虑，我不能睡着。于是我坐了不久便站起来，来回踱着步子，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一会再接着走，勉强使自己打起精神。时间极为缓慢地流逝。我一次又一次地看表，每一次看表都感觉距离登机还有很久，但我做不了什么来打发时间，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之中，心里不觉对于精舍的法师、同学们还有着一份牵挂，想到，到了早上四点多她们起床的时候，发现我竟然不见了，会是什么状况？会不会很慌乱？我有些担心她们。但是事已至此，担心也没有用，我就在心里默默地诵念大悲咒，为她们祈求，希望她们能够安然地度过这个“我失踪了”的事故。好不容易，熬到了四点半，这下才感到，距离登机的时间近了。我给贤启法师发送信息说：“顶礼法师！贤瀚大约两点钟到机场，估计过半小时就可以进安检了。”4:50，我收到了法师的回复：“辛苦了！”

早晨的机场开始生起生机和活力，我的精神也略略振奋了一些。在朝阳中，我顺利地坐上了飞机。上了飞机，我又给贤启法师发送信息说：“顶礼法师！我登机了。现在感觉安全多了，感恩法师！”他很快回复我说：“我们也在候机，10:00见。”我说：“感恩法师，法师辛苦了！”法师说：“你最辛苦！”飞机准点地起飞了，仿佛没有任何迟疑一般。现在，我不必再担心会有人从后面追上来了，但我的心也没有如我想象一般踏实下来。这时我心里充满了茫然：现在我是逃出来了，但我只知道下一步我将要跟贤启法师会面，再下一步是什么，我就完全不知道了，就连我今天晚上将会住哪里，我也不知道。其实，关于我的后续去向，在我考虑是否要逃离精舍的时候，和贤启法师约略讨论过，我本来想具体问一下法师，但我担心一旦问了他，我多了抉择的参考因素，就更难下决心离开了，我想干脆不给自己留“后路”，就索性不问了。大约九点半，飞机着陆了。我马上打开手机，收到贤启法师的信息，他说他与随同的人会在机场接我。下了飞机，我往出口处走，想到马上就要见到贤启法师了，我的心情有些紧张和激动。在这危难之刻，法师对处在深渊之中的我伸出援助之手，以他亲身的表率向我彰显了正义的存在，这对我的生命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先前法师给予我救拔，就好比我在深渊中只能抓住法师伸出的手，但看不见法师的样子，而现在，我马上就要见到法师了，可以想象这对一个将要出离深渊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见到贤启法师，我将有机会更加充分地跟他沟通有关短信事件的种种，虽然我们为着这件事已经互动了将近一个月，但毕竟远程的联系还是隔着一层什么，难以表尽我的心情——我的内心有太多需要纾解的东西了。还有一件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是，对于举治师父，先前法师略提及已经有了办法，但具体是什么没有详说，对此我很期待跟他深入谈一谈。去往机场到达厅的路，感觉有点曲折和漫长，我感觉好像已经走了很久，可是还没有到。走啊走，终于，在人潮涌动中，我远远地看见贤启法师了，我赶快朝他走过去，这时他也看见我了，就大步流星地朝我的方向走过来——就像他出现在龙泉寺、极乐寺时候的气质。等我走到与法师距离不算太远的地方时，我就地顶礼他，当时周围的行人很多，法师表情突然有些严肃，示意我在这个场合不必顶礼。与他同行的人上前来接过我背的包，我们就快速地去往停车场。车子平稳地驶上了道路。贤启法师递过来一个汉堡，说这是他们在机场等我的时候买的，“没有鸡蛋的”。我接过来，拆开包装纸，三下两下地就吃了起来，我实在太饿了。

38 “必须要阻断师父对佛教的危害！”
这天的天气，阳光明媚，坐在车上可以看到前方的视线很好，对比我昨天经历的寒夜来说，此时此地的气候感觉温和很多。途中我了解到，现在我们准备要去一个小庙，那里有一位尼师在住持，接下来，我将要住在那里。真的没想到我的生活如此突然地发生了改变，虽然有法师在护助，但我仍然对于眼前充满未知的境况感到惶恐。车子行驶到了一个地方，停了下来。原来是小庙到了。我们下了车，我茫然地跟着旁人走了进去。这是我出家以后第一次在没有极乐寺法师“带队”的情况下来到体系外的道场，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按照体系的说法，在外面乱走乱看，很容易使自己的知见受到染污，从而损害我们的修行，只有待在体系里是最安全的。但我走进这个小庙的第一感受是，这里舒适祥和，让人身心能够放松。住持尼师张罗了一桌子热气腾腾的当地特色饭食，盛情地款待了我们。自从进入精舍的一个多月以来，我几乎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这下，我终于饱餐了一顿。
饭后，贤启法师和我到茶室谈话，在这里不会受到外人打扰，我们也不敢让外人听见我们的谈话。我们把门掩好才坐下来交流，一开始便切入主题，没有什么多余的话。与贤启法师一同来的人员当中有法律专业人士，问了我一些问题，贤启法师在旁边适时地补充解释说，其问题是出于处理这个案件的什么需求而问的。在交流中我感觉到，对方对于这个事件已经了如指掌，我不需要额外地多作阐述，虽然我和对方未曾谋面，但仿佛对方和我有很深的默契。事实上，对方能提前了解的情况，无非是来自于我提供给贤启法师的那份视频文字稿，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仅透过这份材料，就能对事件有这个程度的洞悉，我觉得非有足够的阅历、经验和法律专业的素养是不可能做到的。对方不经意间所透露出来的专业素养让我觉得自己得到很大的理解——师父的这件事，被体系里的法师们赋予各种奇奇怪怪的解读，受到屈辱的我反倒有口莫辩，而这时，我却能很轻松地从一个陌生人那里得到这样深的一份理解，这让我觉得，这件事是有人懂的。这时，我心里开始生起一些安全感。我如实地回答被询问的问题。
仍然记得，当时茶室里的氛围特别安静，仿佛一根针掉落在地上也能听见。贤启法师听得很专注，以前他在龙泉寺、极乐寺跟大家交流时，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但这时的神情比那时更凝重。我现在回想，感觉当时贤启法师正在最大化地启动他的思维能力，来应对这个他从没有遇到过的、关系佛教命运的重大事缘。在某种意义上，现在的他和最初遇到这件事情时的我是一样的，我们的相关经验都是同样的空白，但不一样的是，那时候我更多考虑的是“我”该怎么面对，而现在贤启法师更多的考虑的是“我们”该怎么面对、佛教该怎么面对。
交流中，我们谈到了师父的为人，贤启法师说，师父是一个很权巧的人，他转述贤佳法师曾跟他说过的一句话说道：“师父很善于在谈宗教的时候讲政治，而在谈政治的时候又讲宗教。”像这样对师父的直接而负面的评价，在此之前的生活环境里，我是几乎不可能听到的，但此时此刻听起来，一点也不觉得刺耳。贤启法师对于师父的特性似乎很有体悟，感觉他已经开始在思考，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我们该怎么办。
法律人士和我的交流当中，有一个我印像很深刻的细节是问到，我跟贤Bo求助，贤Bo态度不积极，我接着是否有找过贤Ri法师？我感觉这个问题想要了解的情况，一方面是我是否尝试过求助——若尝试求助，则能表明此事对我造成了真实的困扰；另一方面是要了解极乐寺对此事的态度、反应。我说，有找过，但他没有回音。法律人士听后，作了一个判断说，估计贤Bo、贤Ri都很清楚我遇到了什么事，只是“装傻”而已；贤Bo不愿意听我叙述短信详情，应是因为她早就知道了，以前还有其他人给她汇报过，既然了解情况，那么便是没必要听了。
事情谈完了，法师就准备走了，他还要回他住持的普济寺。临走前，他还专门对我说了一番话：“师父在中国佛教界那么高的位置，他做这样的事情，对中国佛教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必须要阻断师父对佛教的危害！”说到这里，他抬起手，在空中做了一个划切的手势，配合表达着他“阻断”的决心，感觉到他的内心很坚毅。
我心里想，法师说得很对，我很赞成，但是师父那么“神通广大”，我们真的有办法对付他吗？在体系的这些年，听说过师父的很多“神迹”，虽然我不是很在意这些东西，但是听得多了，朦朦胧胧的就有一个印像：师父有某些我们看不见的超能力，他能办到很多我们办不到的事情。退一步来讲，即使不论这个，师父也和社会各界的很多名流、精英有交往，人脉资源很广，以前就隐隐约约地听说过一些师父运用社会关系化解他的信用危机之事，这一次我觉得更是毋庸置言，师父一定会最大化地动用他的这些本钱来应对危机，最终也能够脱身而出。
贤启法师仿佛看出我的心思，说：“这样的事例在佛教史上也不是孤案，历史上也发生过和尚犯戒而受到惩治的事情，我们不必太担心。”但又说：“不过，最终能否实现，就要看众生的福报了！”最后，贤启法师让我把证据数据（拷了精舍视频的硬盘和遗嘱）交给法律人士，这些资料要用于后续对师父的举治。他们让我等候音讯，随时准备配合案件调查，然后就离开了。与贤启法师同行的还有一位女居士X，她受贤启法师的嘱咐，要留在这个小庙陪护我一段时间。第二天上午，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说，我已经离开极乐寺，请她有事时，可以通过我现在的手机号联系我。我给母亲打这个电话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她打电话到极乐寺的公用电话找我（我去极乐寺后，这是她联系我的唯一方式），我担心会产生一些不可控的问题，更担心我父母会知道我遇上了这么大的一个麻烦。

39 小庙的藏身生活
慢慢地我才知道，这个小庙是在律师判断我情况危急、必须要尽快离开精舍后，贤启法师实时找人帮忙联系的。时间其实很紧迫，大约也就一天，而且当时我还没有决定是否要离开极乐寺体系。我一下了飞机，就能够直接来到这里，一切很顺利，没有在外经受什么波折和动荡，看似是我“不幸中的万幸”，实则是法师和好心人在背后为我作好了铺垫。小庙里的尼师法号叫做A，她虽然与我素昧平生，但是对我很照顾。由于时值冬天，她在我来之前就准备好了一台“小太阳”，X居士说她用不着这个，所以这台“小太阳”就靠我床边放着。但是我用了之后依然觉得冷，于是A尼师又给我准备了一台，两台“小太阳”都打开，我才觉得够暖和了。
此时的我不仅是很怕冷，而且身体变得很消瘦，感觉很是虚弱乏力。A尼师很纳闷地念叨说，我究竟经历了什么事，为何会这般虚弱，仿佛一阵风就能把我刮倒。她说，她晚上睡觉热得，得把脚伸到被子外面，而我竟然得用两台“小太阳”。她的感觉是对的，她猜测我虚弱的缘由是“经历了什么事”而非“生了什么病”，看来明眼人多少能看出一些端倪。确实，我身体出现问题主要是来自于精神层面的压力，经过这一个多月的折磨，我的精气神受到极大的损耗，在精舍的时候之所以没有明显的体现，是因为在强大的境界里由不得半点放松，必须提起全身心的能量去应对，如今“虎口脱险”，紧绷的身心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下来，先前所积累的压力也就开始释放出来了。我感觉，这需要时间慢慢恢复。
我们都没有跟A尼师透露半点情况——有关师父的这件事，只能保持在有限、必须的几个人范围内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默契。A尼师也不多问，只是对我默默地关心照顾，让我得以在宽适的环境中慢慢疗养身心。A尼师曾对我说，这里就是我的家。这不只是口头说说而已，我来到这里确实有回家般的感觉，这是我在极乐寺也未曾有的感受——虽然极乐寺对我来说本来应该是一个更熟悉和亲切的所在。我在A尼师的身上能够看到一个出家人待人接物的通融得体、成熟老练，而极乐寺尼众相对来说尚还稚气未脱。诚然，这本不是极乐寺尼众的错，毕竟，人走向成熟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师长的正确引路、个人的诚心向学，以及阅历的沉淀、时间的积累，最终才能淬炼出真正的应世功夫。而现在问题出在，极乐寺尼众们似乎看不到自己有这样的成长空间，感觉师父的光环遮蔽了大家对问题的客观认识，似乎只要有师父在，我们就可以“本自具足”，什么都不是问题，连成长的过程也可以省略。似乎很少有人真正去想到，如果有一天师父不在了，我们该凭何而立？——这个问题在过去看来可能会被认为是杞人忧天，但现在来看，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它就会真实地落在我们的面前。
第一次较为深入地进入体系以外的道场生活，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接触体系以外的出家人，当我真实地去感受这一切的时候，发现情况其实不像以前体系跟我们倡导的那样不堪。现在想来，觉得体系所声称的“对我们最好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和一些父母以专制、封闭的方式管教孩子的做法是一样的，当孩子习惯了这样的模式以后，如果缺乏自醒自觉，即使日后远离父母生活，面对更广阔的天地，不再直接受到父母的管束，其内心世界还是思185局囿在过去生活的那个小世界。甚至，要他超脱这个小世界的模式去开展新生活，他会产生很大的不安全感。
我在小庙刚开始生活的几天，也进入过这样的误区。这里不像极乐寺那样，每天有一整套准点“报时”的板声号令，也不再有人替我们做好学修规划，耳提面命地让我们学习《广论》和师父开示——开始的时候，我对于这样的自由竟然感到不适应。我跟贤启法师交流我的这些感受，贤启法师提示我说，要学会自己规划自己的修行，而不是要靠外在的环境——诸如板声之类来规范自己。这让我醒悟过来。之前我没有特别觉得自己哪里不对，只是觉得不适应，现在才意识到，我不仅是“身”从极乐寺走出来了，还有“心”也得走出来。
在小庙住了几天后，我渐渐地熟悉了它与极乐寺区别很大的生活节奏，但其时春节将近，我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之前，在我们来的第一天，法律人士特别强调了一件事，要我注意不能抛头露面。我记着这个嘱咐，刚好我的房间在二楼，除了在吃饭的时候要到一楼的餐厅去之外，在白天人多的时候，我就尽量不下楼了，只在二楼活动。但这时随着春节的临近，小庙里的人来人往比平时增多了起来，因为我们地处福建，陪护我的X居士有些警觉，担心难免会有和极乐寺有业缘的人员发现我在这里，安全隐患比较大。她咨询了法律人士，得到回馈意见说，如果庙里来的信众比较多或是来了陌生的客人，吃饭也不要下楼了，把饭送到房间给我就好。类似这样谨慎的提醒和建议，在此之后我遇到过很多次，似乎这是我作为学诚事件当事人所需要面对的一个必然。后来我渐渐地懂得，这不是过度的小心谨慎，而是法律界人士应对事情的通常思维方式，也就是要把极端情况作为考虑基础，要避免最坏可能性的发生。有另一位帮助过我的律师曾对我说，因为他们见过的极端案例太多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事情没有落地之前，对于我的人身安全的担心始终都是存在的。我在极度紧张的情形之下从精舍逃脱，本来惊魂未定，加上师父在我心目中是那样一个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形像，所以现在得到这样的告诫，更是增添了我心中的恐惧感，一时间，有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我敏感地提起警觉。一天午饭后，人比较少，X居士陪我到小庙附近的一片僻静的野地散步。走到那里，看到那里长着很多如一人高的野草和灌木，不觉意间，忽然不见X居士了，我心里顿时很紧张，过不一会儿，复又见到她，我的心才暂时恢复安定。原来是那些草木把她遮挡住了。刚才不见她的那一剎那，我心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个想象，就是下一秒从草丛里冒出来的不是她，而是师父，他发现了我在这里，他是来把我抓走的。
接着又有一次，时间是在除夕那天夜里。那天晚上我睡得比较早，我睡眠通常较沉，有比较大的响动也不容易把我吵醒，但那天夜里大约12点的时候，我竟然听到了外面有车响，而从睡梦中惊醒了过来，我瞬时产生了一个担心：体系有人发现了我在这里，他们开车抓我来了。我跑到屋外去看，还看到了那辆车的白亮亮的车灯投射在黑暗中的一片光照，特别醒目。后来知道，这是一辆来寺庙上香的车，因为当地有的民众习惯在除夕夜里12点到寺庙上香，这是他们的风俗习惯。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虽然我理智上清楚，这些担忧是我精神过度紧张之下的“幻境”的浮现，是多余的，但在那一刻，它们就是控制不住地产生了。事情的这一面是，我总是提心吊胆着体系里的人会找到我，但另一面的现实则是，自从我从精舍出逃后，之前一天发几封邮件“问候”我的贤Bo，现在仿佛销声匿迹了一般，我的邮箱里静悄悄的，再也没有贤Bo、贤Ai的来信。我一个大活人，一夜之间从她们的眼皮底下莫名奇妙地消失了，竟然连一个询问我去向的消息也没有。头一天，让我回极乐寺对她们来说还是“大事”，但一夜之隔，好像连我存不存在都不值得挂怀了。

40 我们能否自清自律？
（一）
我和X居士在小庙住下后，贤启法师一直跟我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很关心我的身心状况。本来他想再来小庙看望我的，但X居士不建议他来，认为有安全风险，他最终就没来。我休整了一两天后，贤启法师跟我通了一个电话，提议我把短信事件的整个经过详细地回忆和记述下来，他说，趁着现在事情刚刚发生，我还能够记得清楚很多细节，这时候把它们记录下来，将来会成为很有价值的数据。法师的看法我很赞同，并且，在等待事情进展的空档中，我也希望做些有积极促进作用的事，这是我目前能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也是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做的。
跟法师交流完，我就着手开始写了。刚开始，我半天时间大约只能写几百个字，进展缓慢。虽然所发生的事情近在眼前，我也感到不吐不快，但要把它们诉诸文字，把来龙去脉回忆、叙述清楚，一开始时，思维的启动并不是那么容易，加上我当时还有些惊魂未定，以及正在适应这人生中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头脑多少有点懵。写着写着，渐渐理清头绪，便写得快了起来。只要不休息的时候，我就在写，那些天，写作成了我生活的重心。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我更深地体会到它的积极意义，这不仅是记录历史的需要，也是我梳理内心、疗愈痛苦的需要。动笔不到一周，我于2月14日就写完了这篇材料，总字数有两万多字，介绍了我出家、剃度、受戒的大体情况，我被派到位于北京“日新精舍”的因由，以及师父与我和我的同伴贤Ju发短信的完整经过，所有我想得起来的、认为重要的细节都写了进去。文章题目叫做《我与中佛协会长学诚法师短信互动的始末》，但在给文件名命名时，感到“学诚法师”的字眼太敏感，就改写为《我与XCFS短信互动的始末》。虽然这份材料会被外人看到的可能性很小，但当时的心境，就是把它看作一个不能轻易让人知道的重大秘密。
通过写这份材料，细致地梳理出这件事的完整脉络，我觉得自己的心绪得到了比较深的疏通，也对未来有缘的读者作好了有关这件事的详实而清晰的交待，感觉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仿佛心里的一个重担卸下来了。刚好，写完材料的第二天便是除夕，新年到来的喜庆气氛极大地冲刷了此事带来的阴影，特别是小庙的过年氛围很接地气，有一种与周围民众融为一体的真实的活力，我很喜欢这种感觉，这是与极乐寺的“高大上”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在避难的背景下，这个小庙带给了我一个平和又喜乐的除夕。这份独特的体验，使得我在过了数年以后的今天，还是常常会回想起在小庙过的这个新年。
接着大年初一就到了。这天，贤启法师跟贤佳法师介绍了有关师父恶行的事况，请教贤佳法师该如何制止师父伤害尼众的行为，最终得出方案：鉴于师父的强大控制，应该让更多法师知情，从中筛选出愿意发心的僧众帮助师父忏罪。贤启法师告诉我，他决定明天就从福建飞北京，去龙泉寺对师父举罪，呼吁僧团内部推动对师父的调查。他想请我写一份证词，并让我写好后请贤佳法师审阅是否有戒律方面的问题，定稿后印上我的指纹，把扫描件发给他。时间之所以安排得这样紧迫，贤启法师的考虑主要在于保护我的安全，他始终记得最早时他咨询的律师说，知道的人越多越安全，并且要将证据材料提供给体系内部一些有正知正见的法师，以形成更强的正面力量。另外，师父按照往年的惯例会在大年初二去莆田广化寺，贤启法师觉得趁着师父不在龙泉寺，能避免不必要的阻碍——虽然法师的是非观念很鲜明，但要直面师父，他的心底也有一份压力。留给我的写作的时间很紧，但好在有刚刚完成的那份材料作为基础，我可以从中选取核心内容加以修订，在此基础上，我特别增加了有关极乐寺尼众发疯的内容。
我在2017年内，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极乐寺亲眼目睹过三位尼众精神失常，她们恰好都是在外派回来后出事的。这个共同点，我在极乐寺的时候没有注意，但我到了“日新精舍”后，发现了其中两人的个人资料与在那里居住过的痕迹（恰好这两人还都曾经和我业缘较近），接着我经历了师父的逼淫，再仔细地回忆她们的一些事，才意识到，很有可能她们也有过和我一样的经历，甚至可能问题更严重，她们正是因此而发疯了。但是，之前僧团管理层传达给我们的对她们异常状况的解释，都是说她们自身有问题，如说本来就有抑郁症、对僧团观过等等，而且她们出事后都很快被送走，没人有机会深究她们出事的原因。我觉得我所发现的这些“蛛丝马迹”可能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的，因为其他人可能不会像我这么凑巧，同时遇到了多条重要线索——我既见证过那几位尼众的情况，又到过精舍，发现了她们的踪迹，还亲身经历了师父的逼淫……因此我觉得很有必要提出此事，让人了解和重视。（注：有关极乐寺尼众精神失常的更多详情可参看本书附录一、二、三。）我紧锣密鼓地写到16日晚上，终于完成了证词的初稿。我发给了贤佳法师，特别为我写的发疯尼众的情况请教他说：“我事后回想起极乐寺有三例被外派过的比丘尼法师，她们后来都精神失常，我根据一些了解的细节，联想是否她们有过与我类似的或是更严重的经历。因为这些相比其他确凿事实来说只是联想，所以不知道我是否适合把我想到的她们的情况写出来？”贤佳法师回复说：“有见闻疑根据，如实说，都可以。”我心里笃定了，就将文稿确定下来，我誊抄好后按上了手印，扫描发给了贤启法师。

（二）
贤Q法师对我的责问话音刚落，又有另一位比丘Xun法师挖出了我的另一桩“劣迹”。他义正辞严地说，贤Bo和贤Bu法师风尘仆仆地坐长途火车到北京精舍接我回极乐寺，我不领情，还逃跑了，使得两位法师白白辛苦了一场。还振振有词地说，我半夜逃走时怕关门会惊动尼众们，就故意把门开着，置尼众们的安危于不顾。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们不能接受心中的纯洁信仰被玷污，我可以理解，但他们要通过编排我这个小人物的“劣迹”来维护这份信仰，未免太过荒唐可笑，如此“信仰”，还是真正的信仰吗？
Xun法师对我而言也不是一位陌生的法师。以前我在龙泉寺做常住义工的时候，曾在接待处承担，那时候他做过接待处的主管法师，同时还是师父的侍者，配合师父接待重要客人，我和其他组员同学协助他做过多次接待工作。据说他是北大的毕业生，大学毕业不久后就出家了，确实，他看起来很年轻，待人很和善，听说他的母亲支持他出家，还到寺里住过。这样好的条件，又跟在师父的身边，感觉是前程似锦的样子。我与他共事一段时间后，因为僧团的调动安排，接待处换了别人做主管法师，我跟他的接触渐渐少了，到后来我去极乐寺，就没再见过面。但是曾经共事过的点滴记忆还留存在我心里，只是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是否能把这个“恶劣”的我和过去配合他承担的我对上号。几年过去，如今“重逢”，没想到，他换了如此一副我不认识的面貌；没想到，他能够对于一个从僧团中走失、不知去向的女尼说出这样的话。作为比丘，他心里对于“师出同门”的、一个刚出家不久的弱势尼众，不生一点悲悯吗？或是他说这样的话有他的苦衷？我想，不管我做了多么不恰当的事——暂且不论我可能还是深受伤害、亟需保护的人，在这样的小事上挑剔追责，难道比关心我的去向、我当下的安危更重要吗？他不会理解我跨出那扇门时的内心挣扎和痛苦。虽然那一刻精舍里没有任何人拦着我，但我当时心理所承受的压力不亚于与她们周旋时的压力。作那样的选择，我不知道前方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人身的安危、举报的后果、修行的未来……每一个，都是完完全全的未知数，没有人能给我保证什么，我必须对自己抉择的后果全力承担。日后当这件事已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许多人尚且感到难以承受，试想我当时孤立无援的处境，该如何面对？前面，固然是通向“自由”的敞开的大门，而身后，是正在安稳酣睡的、曾经朝夕相处的同修，相比较而言，眼前的一切都看得见、摸得着，都感到熟悉，多多少少让我有一份心安。
除了她们以外，僧团里还有许多有着深刻业缘的同学，我都没能和她们道个别，我这一走，也不知道今后还是否有机会和她们再见面。理智上，我知道自己要保持佛弟子的理性，但情感上，也免不了我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性、出家还不到两年的尼众多少会有的情感和弱势。
我是受害者，又不是一般意义的受害者，因为这牵涉到宗教、团体、师父……每一个都是重大的“命题”。我要面对和承受的，除了受害事件本身，还有很多很多，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我才决定把门虚掩的。我也思虑过这样对她们来说是否安全，但我想，她们那么多人一起住在一个房间里，即使有坏人进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安全问题，相比于它可能有的安全隐患来说，请允许我给自己紧张的心情留一个喘息的口子吧。却未曾想，“害怕惊动尼众”也能成为我的一条罪名，乃至是莫须有地加上了“置尼众们的安危于不顾”。没有想到，在现代文明渐渐昌盛的这个时代，在民主和法治日趋进步的我们国家，在讲求慈悲为怀、以实为贵的佛门领域，还能有人说出这样的荒诞言辞。试想，一边是一群人在暖气充足的房间里酣睡，一边是独自一个尼众在北京寒冷的冬夜仓惶地出逃；一边，她们都还在体系的安排下一如既往地安稳学修和生活；一边，我于体系而言实属“下落不明”……是否有设身处地一点点地想一想：在这件事情中，到底是谁安、谁危？我觉得这是明显的道理，但是，似乎Xun法师“胜利”了。顺着他的话，贤启法师质问我，是不是真的在离开精舍时没把门关上。我说是的，结果贤启法师严肃地说：“这是不对的，应该把门关上。”停顿了片刻又说：“但是这是情有可原的。”
我很想跟法师解释我的苦衷，但想了想，最终我什么都没说。可能是担心这些纷纷扰扰的言论给我造成压力，所以贤启法师没有给我转述太多，只把他认为较有必要的一些告诉我。确实，单单是这些就已经让我觉得挺难过的了。贤启法师转告的情况中，还有一件让我很无语的事情是，贤Ri法师也在群里发言了，他说他没有收到过贤瀚的求助信息。因为我所写的材料中有提到，我在师父的骚扰进入到较为严重程度的时候曾向贤Ri法师求助过，但他没有回复，现在他作这样的否认，给人的理解好像是，事情要么可能是聊天软件出了问题，要么可能是我打妄语了。
（三）
事实上，贤启法师面对的压力会比我大得多，因为他就在群里，他作为发送举报材料的人，必须要直接面对僧众们的诸多质疑，他仿佛就像处在漩涡的中心。大家在对我的“人品”质疑之外，还有另一个质疑的焦点是：淫秽短信究竟是否是师父本人亲自发的。围绕这一点，人们展开了种种的“想象”：有的人提出说“伪基站”入侵师父手机的可能，有的人提出说有人使用手机克隆卡冒充师父发短信的可能，等等。提出质疑是容易的，而且还似乎能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事情的可信度，而要条分缕析地回应这些质疑、有理有据地击破当中的漏洞，就要艰辛得多。为了响应那些质疑说法，贤启法师请人帮助咨询了国内的相关顶尖技术专家，得到了解释，再回馈给僧众们。简单来讲，以中国现在的电信技术水准，手机被“伪机站”入侵作这样频密互动的可能性是零。具体一些说，伪基站入侵，只能冒充被入侵手机号给别人发短信，但不能截留别人给被入侵手机号回复的短信——也就是说，如果是被伪基站入侵，那么我回复给师父手机号的短信，师父都会收到，如果师父没给我发短信，而是“伪基站”给我发的短信，我一回复，师父的手机被入侵的问题很快就会被发现。而师父的手机跟我频密互动了大约两周之久，这么“顺畅”的交流，不可能是“伪基站”入侵能够做到的。又有人说，有可能是电信部门的后台工作人员参与造假。贤启法师又请人帮助咨询专家，得到回馈说，这种可能性完全不存在。首先是因为，如果入侵了师父的手机号，还要不被师父发现，这就意味着，要在后台24小时不间断监控师父手机收到的信息，并随时做出判断，决定将哪些信息截留，将哪些信息放行，这个工作量之巨大，绝不是一两个捣鬼的人能够承担得了的。其次，信息安全是电信部门的生命线，早已从技术上和制度上做了充分防范，如果真的有人能够在后台服务器上动这样大的手脚，电信部门的工作早就垮了。但不管是怎样的阐释和说明，不愿相信的人就是不信，他们依然坚持他们所认为的可能。又有的人提出，能否再找其他的尼众作人证，能否对师父手机的短信记录进行公示，等等。总之，没有任何人怀疑师父。不过，不管怎样，至少当时群里还没有一个人说以“依师”为名义而索淫是合理的，也没有人说这是某种高境界的修法——这是跟极乐寺尼众截然不同的地方。就此，贤启法师说，我们该反思，僧团对尼众们的教育是哪儿出问题了。微信群只热闹了一天，到第二天，热度就减少了一半，到第三天，就没人继续说这个事了。贤启法师在两个微信群发送我写的《我与中佛协会长学诚法师短信互动的始末》，也没再有人响应。在这场激烈的诤论过后，贤启法师和我与法律人士交流讨论，法律人士认为，师父短信事件不只是一般的性骚扰事件，更是对中国佛教有巨大危害，建议向国家相关部委报案。2月23至24日，在法律人士的帮助下，我们正式向国家相关部委举报了。

45 发现1000万去向不明

图示：文字截取自2018年举报学诚大喇嘛的《重大情况汇报》PDF档。
学诚大喇嘛对弟子们极为苛刻，单银也是不发放的，
承袭了西藏密宗大喇嘛把信徒们当作奴隶使用的传统。

3月初，贤启法师转移到一个隐蔽的住处，悄悄地藏身起来。因为他对僧团揭露了师父的恶行，并且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交了举报材料，有法律人士提出，他现在也面临着人身安全的威胁，不能轻易抛头露面了。这时，我也离开了寄居的小庙，转移到了贤启法师的所在地，有事时便于跟贤启法师沟通，但也仍然和之前一样，我要深居简出，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此时对于龙泉寺、极乐寺的大部分人来说，可能一切如以前一样“岁月静好”，但他们不知道在表面安稳的生活下面，已经在酝酿着巨大的波澜。包括贤启法师住持的普济寺，法师没在寺里，对于那里的僧俗、义工来说，可能这就和他平常出差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有一天，一个偶然的因缘，有人向贤启法师提到一件事，说2015年7月，也就是师父当选中佛协会长后不久，龙泉寺方以龙泉寺“三慧堂”要塑五尊佛像为由，紧急向居士募款1200万元，好不容易筹集了三个月，善款于11月份到位了，但龙泉寺方却改口说，师父决定“三慧堂”不塑佛像了，这笔钱准备用于极乐寺的建设。一位参与捐赠的居士不同意改变捐赠用途，但一直没有得到龙泉寺方的回复。刚好在不久前，普济寺的财务组在审计时发现，2015年11月底到2016年1月初，有总计1000万元的汇款分四次由北京龙泉寺汇入永春普济寺，又马上被转出到个人账户。这么巨额的款项进出，作为普济寺住持及法人的贤启法师竟然毫不知情，账本上也没有记录。开始时有人问贤启法师：“龙泉寺怎么汇了这么多钱到普济寺呀？”贤启法师还说：“龙泉寺一分钱也没有汇过。”直到查看了票据，才知道龙泉寺确实汇过钱。两件事一对照，引起了贤启法师的警觉，他马上联系普济寺的义工，请他们把关于这笔账的详细银行流水票据列表扫描图片发给他。他把图片汇总好后，粘贴在Word文档里，密密麻麻地一片，很清晰地呈现出这笔钱款在公私账户之间来回捣腾的状况。说来也是巧合，龙泉寺在国内的分道场有好几个，都是师父信得过、也对师父有信心的弟子做住持，为什么师父没有选择在那些道场处理这笔钱，而偏偏选择了贤启法师住持的道场？贤启法师为人耿直、是非分明的性格特点，师父肯定不会不了解，但为什么选择往这“枪口”上撞？后来我听普济寺的义工说：“师父说，贤启法师是整个龙泉寺对钱最没有概念的人。”也许师父侥幸大意，觉得在这个“对钱最没有概念的人”眼皮底下这样过账，是最安全不过的。但“人算不如天算”，可能师父怎么也没想到，偏偏贤启法师就发现问题了，而且不赶早、不赶晚，还是在发淫秽短信骚扰女弟子的问题刚刚浮出水面的时候。两件事加在一起，更让人感到问题严重，以贤启法师的个性来说，更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我问贤启法师：“这是不是诈骗罪？”贤启法师说：“就是欺骗，典型的借佛敛财。说要塑佛像，捐钱吧，钱捐了，就不塑了，用为做别的了。但做什么，不知道了。”3月13日，贤启法师写了一份反映这一财务问题的实名举报信，在落款处亲笔签名，印上手印。他说，希望能把这些钱怎么进、怎么出的弄清楚，索回善款，归还给信众。除此之外，他还有更深远的考虑：“借助国家这几年反腐败的因缘，慢慢净化佛教界，加强对佛教界财务的监管，把佛门的财务、男女关系，共世间的问题慢慢清除掉，把佛门的大老虎、小老虎慢慢清除掉，好的慢慢就浮上来。一个是对寺院的财务定期审计，一个是对住持的、有影响力的法师的财务要进行监管，做到透明。佛门打假，更应该了。以龙泉寺的案例证明，这么高大上的团体都出现这样的问题，更应该监管。”又由此说到“佛教的现代化”：“把佛教的建设和民主、法制、社会管理结合在一起，与时俱进。佛教的现代化很重要，离不开律师、专家、政府、经济。现代社会的联系方式是靠专业来联系，佛教如果不能进入这个体系中来，就会变成一个独立王国。”他把举报信交给了法律人士，请帮助报案。完成了此事，他小结回顾最近这段时间的推动工作，说：“初二是僧团内部，初八、初九是个人受到伤害的举报，‘重大情况汇报’是对团体控制、反邪教的举报，昨天是经济犯罪举报，每一次的角度不一样。要让办案人对师父有一个全息的了解。”

46 “这可能是一种有预谋的破坏行为”
随着贤启法师对师父违法犯戒问题的调查渐渐推进，事态开始发生松动，师父似乎坐不住了。虽然这调查属于个人化的行为，“人微言轻”，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由发心的主导，冥冥之中能够发挥作用。
3月15日，龙泉寺执行长R法师受师父指示，“接手”贤启法师先前在做的普济寺教育文化园区的规划等事，缘由是：“由于两年多来贤启法师对规划事宜的拖延，导致至今没有进展，所以由R法师来负责推动。”当日，R法师到普济寺所在的福建泉州永春县与县委书记会面，提出：普济寺教育文化园区的规划推进、普济寺改扩建规划的上报，需要首先得到龙泉寺同意。常住普济寺并参与普济寺规划工作的贤Y法师提出说，如果僧团另派人过来主管此事，他就去闭关了；R法师回应说：“僧团变动的事是你说了算吗？是师父说了算! ”据说，贤启法师2015年5月到普济寺担任住持，直到2018年3月，快三年的时间，师父对普济寺的情况一直不闻不问，如今，贤启法师向僧团揭发师父事情没多久，师父就来管普济寺了。消息传来，贤启法师知道后说：“他们是想控制，师父是想拿这个来要挟我，那也太不了解我了。”我也很清楚，贤启法师不会为了个人的得失而停止对师父的追谏。当时我觉得，做这样的取舍很正常，因为在道义和个人得失的面前，孰轻孰重，这很容易权衡清楚；但经过这几年耳闻目睹龙泉寺体系的很多事后再回头看，现在我觉得，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件事碰上了贤启法师，是我们的幸运。一面是普济寺开始有人“管”了，另一面是龙泉寺的几位书记法师也开始“关心”贤启法师的下落，轮番给他打电话，几乎每个人在电话的开头都会问：“你在哪里？”话说，贤启法师2月中旬去僧团举罪时没人理他，现在倒好，法师藏起来了，大家却开始找他了。R法师也私下打过几次电话给贤启法师，贤启法师录了一段通话录音，让我听。在这段电话中，R法师说，关于师父的事情，他私下作了一些调查，有“猛料”想告诉贤启法师，但不能在电话里说，要见了贤启法师才能说，正好他准备要去福建出差，想约贤启法师在一个素餐馆见面说。感觉他想套问贤启法师人在哪里、在做什么，但贤启法师警惕地回避了这些问题。贤启法师觉得，师父的手机短信记录已经是最确凿有力的证据事实，还能有什么比这更“猛”的“料”？当然，如果能具体了解情况是更好，但眼下不可能跟R法师见面，就只有先存下疑问了。
C法师也多次给贤启法师打电话，特别是在3月下旬的一天，他带来一个“离奇”的消息，说最近有两位男众执事法师也收到师父手机发的暧昧短信，而当时师父正在开会，手机没带在身边。因此，C法师说，短信事件可能是敌对势力所为，是一种对国际弘法有预谋的破坏行为。贤启法师当即说：“那赶紧报案啊！要把这冒充师父捣乱的坏蛋找出来，骚扰了这么多比丘尼，这么恶劣，现在还发到男法师手机上了，影响太坏了，为什么不报案呢？”说到这里，电话那头，C法师语塞了，但最终未赞同采纳贤启法师的提议。
贤启法师给我转述这件事，说到C法师语塞的反应时，说他感觉C法师可能完全未想到他会提出报案的提议，所以会不知道怎么应对。我们都深知C法师是深得师父器重的弟子，也是龙泉寺最“依师”的人，甚至，他在所负责的僧众教育中，倡导“持戒的根本是依师”——这与佛陀灭度前的最后教导“以戒为师”完全相反，因此基本可以判断，这通电话是师父让他打的，师父说啥就是啥，师父没说的、没想到的，他也就没多想。
过了一段时间后，C法师又与贤启法师通电话，说：“经过多方分析认为，师父的手机号被盗是确凿的事实，原因是可能有很高层的人能够掌握电信的后台，可以随便改师父手机的数据，有超越世间一般的技术，所以报案也没有用，师父也认为报案的意义不大。”毫无疑问是将上次的通话结果跟师父汇报过了，师父通过他，向贤启法师回应了报案的提议。可能到这个时候，C法师仍然蒙在鼓里，笃定依师的他毫不会怀疑师父的说辞，但对于已经了知真相的我们来说，很明白师父的这些举动恰恰显明了师父心里有鬼：因为他知道，一旦报案就会真相大白，所以绝不能报案。极乐寺也传来一些变动的消息。
3月上旬的一天，一位和贤启法师业缘好的极乐寺尼师隐秘联系贤启法师，告知说最近极乐寺对于执事使用手机的管理突然变得特别严格。具体情况是，以前执事在任内可以较自由地掌管寺里分配给其个人的工作手机，只有在不再承担执事、没有公务上使用手机的必要时，才需要把手机交还寺里，但现在，那位尼师说，一夜之间，极乐寺管理层突然要求所有的执事把手机上交，一一检查手机里是否有与公务无关的信息往来，并且要求执事们从此之后每天晚上都要统一上交手机，第二天早上再去领回，手机里的非工作联系人均需删除，不得在手机上装微信等社交软件。这位尼师说，寺里的这种高压氛围让她感到很“恐怖”。
还有另一名极乐寺尼师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联系了贤启法师，她是先前我在精舍时，贤启法师让我向她倾诉心结的贤Hui。贤启法师告诉我情况说，她们准备要申请学校了，因此联系他，想请他帮忙写推荐信，其间，他们谈到了和师父有关的情况，法师对贤Hui说：“我这里有证据，你要不要看啊？”贤Hui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说：“我不要看，不要发给我！我只是一个小蚂蚁，什么也不想知道，我不想让这些事影响了我出国留学的进程！”在这段时间，唯一收到的一个比较好的消息，是D尼师主动联系了贤启法师。她是出现在短信记录中的一位尼师，在拿到短信记录后，我们发现她发给师父的短信中有一段让人很震惊的话：“我发现，您也根本不会在乎我的感受，根本不关心我，不把我当自己人。利用我把贤*带到您的床上，然后亲自教她怎么申请哈佛。让我们俩分开行动，而且不让我回极乐寺，一时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放到一边去，甚至还想杀人灭口。”这条短信似乎表明师父和贤*有发生关系，但究竟是不是这样，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贤启法师说他和D尼师认识，想找机会联络她，但需要谨慎而行，结果还没联络，现在D尼师找上门来了。由于D尼师身在澳洲，要为体系在澳洲的分道场办理相关的证件，她有相关的事情想请贤启法师帮助，就这样联系了贤启法师。贤启法师告诉我这消息时，感觉他很振奋，他表示要利用好这个机会，好好跟D尼师铺垫业缘，时机合适时再详细了解师父和她们之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