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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醒极乐寺》连载四 |
19 担心的情况发生了 到达印度尼西亚之后，问题很快地呈现。首先，我和贤Cui两人只有一部手机，而且这部手机的管理权是在她手上。通常都是她拿着手机，她拥有与极乐寺沟通的完全主动权，我们这边遇到什么问题，完全是通过她的口径向极乐寺汇报——当然，只汇报她想汇报的，她不想汇报的都被筛掉了。如果是临时让我汇报的话，那么我汇报的内容需要经过她的同意，她拥有绝对的“一票否决权”。她的“审核意见”有没有道理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她“戒腊最长”，我慑于她的权威，听也得听她的，不听也得听她的，否则，她一板起脸来，我就很害怕。但是能有这部手机也已经很不错了。据说在我们出行前，贤Chuang反复多次向贤Bo申请给我俩一人配一部手机，并给我们带上多一点钱，开始贤Bo死活不同意，最后她好不容易松口了，就同意配给一部手机和少量的备用金，但是不提供手机卡。领出来后，就都给了贤Cui作保管。在我的感受里，贤Cui真正想要控制的并非手机和钱本身，毕竟这些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钱也没多少。在物质以外，很多事情上都感受到她的控制感，跟她的相处，我感觉到自己的心灵难以有自由的空间。我们到印度尼西亚的第一站是茂物，在那里有师公的道场，名叫普门寺。我们到普门寺住下，以这里为“据点”，以便于去印度尼西亚的各个地方作调研。安顿好后，我们就准备去万隆，那里是圆禅长老曾经驻锡的地方，现在还有曾经护持过圆禅长老的檀越住在那里，我们打算采访他们。由于茂物与万隆之间有几个小时车程，不方便来回跑，我们就考虑在万隆住几天。有人帮我们联系了万隆的一个道场，询问能否提供住宿，对方欢迎我们，但告知说只有一个房间，这就意味着，比丘尼、沙弥尼和女居士需要一起住在这个房间，而和我们同行的一位男居士则要在附近旅馆住。联系人征求我们的意见，询问我们能否接受这样的住宿条件。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有些犹疑，因为想到，按照戒律，比丘尼不得与未受具戒者同室宿，虽然必要情况下可以开缘同宿三夜，但是能不同宿更好，况且说不定我们要在那边待着超过三个晚上。但在我还没反应的时候，贤Cui二话不说就直接允诺了。那时在普门寺还住着两位从龙泉寺过去的比丘法师，是师父派他们去的。有一位比丘法师是我在龙泉寺做常住义工时有过接触的，有些熟悉，他比较敬重戒律。我对于“同室宿”的事情想来想去，实在感到不安，就请教了比丘法师的意见，他建议最好还是分开住。我一听，心里就很急切，没预先跟比丘尼沟通，就直接找了负责打点行程的居士询问说，我们到万隆后的住宿能否重新安排。居士很爽快就答应了，说可以让我们几位出家众到时候住旅馆，因为反正男居士也住旅馆，还方便照应。接着我把这个事况告诉了贤Cui，她很不满意，批评说我不跟她商量就擅自做主，很不恰当；又说印度尼西亚很乱，住旅馆不安全；又说我持戒比佛制戒还严格，根本没有必要……劈头盖脸地把我批了四五十分钟。结果，我们到了万隆，就没有能够像居士应承的那样，让出家众住旅馆，而是实行了一开始说的住宿方案。住下来后，贤Cui主张把房间分成两半，她和我住一半，沙弥尼和女居士住另一半，我们之间做一些隔挡。那里也没有现成的隔挡，我们就拿了一个落地电扇和别的临时支撑物，中间搭上五颜六色的床单，做了临时的隔挡。结果，住了两天以后，我们的调研还没结束，女居士们就悄悄地退出了这个房间，另外找了住处。有一天，我们采访了一个当地的大家族，他们热情地款待了我们，在我们临走的时候，还给了我们每人一个红包。我不想碰钱，就让那位没受戒的沙弥尼贤Lang帮我拿着，等回到寺里后上交给僧团。没想到，为了这红包的事，第二天早上，贤Cui和贤Lang就发生了争吵。那时候我正在上卫生间，突然听到门外吵吵嚷嚷的，我出去后，听到贤Cui对贤Lang气势汹汹地叫嚷道：“这些钱你是想交给僧团，还是想交给这次活动来作为活动经费，你自己决定，但你管不了我怎么支配我所得到的部分！”我听得一头雾水，后来问了贤Lang才明白了原委，事情的起因是贤Cui说让贤Lang把那些红包都交给她，要作为我们这次活动的经费，她来管理，但贤Lang觉得僧团有规定不能收供养金，不能由我们做主支配，而提出了质疑，这就引起了贤Cui的吵闹。最后，贤Cui坚持留下了自己的红包，没再让贤Lang把其余的红包给她，但是这番吵闹已经让我觉得心情糟透了。诸如此类的事情逐日地累积着，我感觉自己的心仿佛碎了一地。到这个时候，贤启法师还是没有来印度尼西亚，到底他还来不来得成，也还没有确定的说法。我希望能获得一些法上的力量，支撑我度过难关，但是不知道从哪里获得。来到印度尼西亚之后，就连早殿也没办法正常上了，因为贤Cui不想上早殿，她要睡觉，又要求我给她护独，我就没办法去上。按照贤启法师之前带居士们出差调研的惯例，大家会在每天晚上集体开个结行会，总结一天下来的心得，在我们来到印度尼西亚的头两天有这样做，我觉得很有收获，也觉得是增强团队凝聚力的很好方式，但后来没有持续下去。因为贤Cui是“带队法师”，又是“戒腊最长”，理应由她来带动结行会，但不知道为什么贤Cui总是不愿主持，居士们祈请了她几次，她总是推脱，结果这个会就开不成了。我又跟贤Cui祈请过多次，说我们暂时脱离了团体，为了保持身心的安稳，想请她帮忙向寺里把每周上的大课的数据要过来，让我们自学，但贤Cui也从来没有帮我要过资料。基本的身心安稳得不到保证，也难以专心工作，我勉强坚持了十多天，最终实在觉得忍无可忍了，想提前回国。按理说，我应该把这个想法跟她汇报，但是我已彻底不认可这位“带队法师”，不相信她会积极处理这件事，就越过她，给贤启法师、贤Bo、贤Chuang发送了邮件，申请提前回国，并且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动身。其实，做出这个决定，我是心有不甘的，因为在初期的调研工作中，我了解了有关印度尼西亚佛教的发展状况及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和文化，增长了许多见识，觉得很有意义，希望能继续深入下去。另外，正好在我发出申请后，收到消息，贤启法师已确定行程，即将来印度尼西亚，我所盼望的亲近大法师的机会好不容易近在眼前了，但是我却要在这个时候选择“撤退”吗？经过一番权衡之后，我还是决定要回国。一方面的原因是在于，在持戒修行和调研之间，我首选持戒，眼前的状况让我感觉到继续这样待在印度尼西亚，对于我安稳持戒修行的负面影响比较大，那么即便调研有再大的利益，我也要“狠心”割舍。另一方面，面对贤Cui一而再、再而三的无理取闹，我的倔脾气上来了，我不想再容忍她了，我想以这样极端一点的方式来给予她警示。贤启法师很尊重我的意愿，他交待了同行的居士给我们订回国的机票。但这时，贤Cui告诉我说，她不想回国，要回，我自己回。按照戒律护独的要求，我不可能独自回国，必须要有同伴一起同行，所以，贤Cui必须得跟我一起回国，不回，也得回。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最快的航班是明天早上的，如果在明天早上之前你不改变主意，我就绝食。”话音刚落，她的面部表情就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这么些天来，我第一次见她露出怕的样子。她改变主意了。同行居士很快帮我们预订好了第二天的机票，根据我的要求，是最早的航班，我们第二天凌晨三点半就得从普门寺出发去机场。虽然有点辛苦，但这对我来说不是重要的问题。贤Lang还留在印度尼西亚，她会跟着调研团队继续调研。事后，贤Lang告诉我，在我们决定走之后，贤Cui跟她作了很长时间的交流，大概的意思是说，她很后悔，没有照顾好我持戒的需要。 20 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反思（一） 飞机顺利地降落在了福州机场，随后又转了几趟车，到了晚上大约七点多，我们终于回到了极乐寺。我回归了能够让我安心持戒修行的环境，按理说，我应该感到欢喜，但事实上，我欢喜不起来，而且心里堵得厉害。我想自己静一静，好好梳理和总结这段不圆满的印度尼西亚之行，就打算跟贤Chuang请个假。第二天早上见到了贤Chuang，我还没来得及多说什么，她就说，她跟贤Cui了解了她拿供养金的事，不是我想的那样，是我误会了贤Cui；接着又说了一些判断评价我们印度尼西亚之行的话。我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她又不在现场，凭什么这样主观臆断？我们这次行程发生这样的差错，本来就和她的失误有关，但是她不仅不客观如实地反省，还这么急于推脱责任，对我也没有任何的询问和慰导，这使得原本就很郁闷的我更加感到委屈和不公，对贤Chuang产生了很大的抵触和反感。而比这更让我感觉糟糕的是，我从印度尼西亚回来之后，贤Bo自始至终没有跟我谈过一句有关印度尼西亚之行的事情，甚至没有一句诸如“回来了”之类的问候，就好像我根本没出去过一样。我无法理解，作为当值，如何能这样对此事麻木无感？这使得我对极乐寺的管理层也产生了极大的失望，心情几乎跌到了谷底。所以，在不久之后，班导想找我谈话，虽然我知道她的好意和关心很珍贵难得，但我也拒绝了她，因为我不知道她心底是不是也像贤Chuang、贤Bo那样护短，现在的我承受不了更多的刺激了。隔日，贤Cui去财务室作财务结算，然后来找我，说要让我签个字。她说，印度尼西亚檀越给的红包，把印度尼西亚币兑换成人民币后约有四百多块钱，她准备都上交给僧团，按僧团财务制度，需要我做证明人，在单据上签字。我签了字，觉得我和她的关系就算彻底结束了，我不想再看到她了。十几天来连续的匪夷所思的遭遇，以及回到寺里之后“莫名奇妙”的待遇，让我的心情整个就像一叶单薄的小舟经历了狂风骤雨击打之后一般的破落，我感觉自己可能需要长久的时间来修复。在当时来说，这是我的一个莫大的痛苦，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开启了我对极乐寺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反思。话说回来，如果单是印度尼西亚之行所折射的问题，可能还不足以引人反思，其实僧团的问题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逐层地显现，印度尼西亚之行的问题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片影。自从进入2017年以后，极乐寺进入快速的发展阶段，僧团急剧地扩大，多项宏大事业蓬勃地开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遇到过很多问题。班导也和我讨论过，但是我们最终也没有什么结论，只是“乐观”地认为，这些都是僧团在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换句话说，那时候我们并不认为僧团不应该那样发展，只是我们困惑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在考虑如何解决。实际上，在今天回过头去看才明白，僧团本质的问题不改变，我们考虑再多解决问题的方案都不过是扬汤止沸。直到经历了这次调研，从中见到种种怪像，我才开始意识到，僧团的问题并非正常现象，相反，它们是很不正常的。在2016年底，极乐寺启建一座大型建筑——圆通殿，工期很紧，因为这座建筑要作为举办世界佛教论坛的场所之一，而且师父还打算在它建好之后，在极乐寺举行传戒法会——当时极乐寺有大约150名没受戒的尼众，计划要在这次传戒中全部安排受戒。为了赶工期，整个僧团都要配合圆通殿的建设，每天都有大量的出坡劳动，许多本来该由工人干的活，只要僧众能干得过来的，都尽量分给僧众干，这样好让工人们把时间用在更必要的工作上。那时候我被分配的一个工作是指挥塔吊，这个工作会跟工人有直接的交涉，而工人归贤S法师管，所以我开始跟贤S法师有了一些接触。贤S法师也是从龙泉寺派过来的，从我来到极乐寺就见他在这里，他的工作是护持极乐寺工程建设，平时他很少说话，常常在工地上忙碌。但他说话少可能不完全是他的本意，而是极乐寺有一个规定：不允许大众和贤Ri法师以外的比丘法师交流。这个规定曾在大众集会时公开倡导过，基于对极乐寺管理、教育理念的了解，能够明白管理层的意图：他们担心我们会被一些错乱的修行知见影响，从而扰乱我们身心的安稳。当时对我来说，本来也没有什么必要的情况要特别跟比丘法师交流，既然僧团这样提了，也就随顺遵守。但到了指挥塔吊的时候，因为交流工作的缘故，有了机会接近贤S法师，不知不觉地也就开始与他有了关于僧团、佛法等问题的交流。当时很多谈话的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但还能够记得的是，贤S法师提出很多他对僧团问题的思考、对佛法的见解，和僧团说法有明显的不同。由于那时候我在僧团的发展、在圆通殿的建设上确实有很多困惑，以僧团一贯灌输给我们的理念已经无法解决我的困惑，所以这时，贤S法师独到的思考给我带来很多启发。不一定是他给了什么既定的答案解答了我的疑惑，而是他的思考让我意识到，原来事情可以有另一种视角。甚至，他会批判师父、批判僧团，这让我的内心受到前所未有的触动：原来，这么做也是可以的。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他说，我们僧团用人，不是培养人，而是你有什么长处，它直接取来，直接利用你的长处，这是非常省力的，它不需要有一个培养你的过程。这番话给我的感觉很犀利，但我无从否定。他没说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但他一说出来，就发现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只是僧团里没有人敢这样说。这时似乎有点明白，为什么僧团明令禁止我们跟贤Ri法师以外的比丘法师交流，我又忽然意识到，我好像违反规定了。以往，我很少违反僧团明确提出的要求，如果不小心触碰到了“禁区”，我就会谨慎地注意回避，但这次不一样了。贤S法师的思想给我的观念带来的冲刷让我觉得很有意义，我不愿放弃这样的机会，希望能跟法师多些交流，想多听一些他的观点。借着工地事务的“掩护”，我悄悄地继续找机会跟法师交流。但没过多久，贤S法师离开了僧团，后来听说他被派到了其他寺院，我也不再有机会跟他交流了。其实算起来，我和他交流的次数也没有几次，但是对于我重新认识僧团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个铺垫，也许我不会那么快产生警醒。所以我觉得，打开心胸、开放交流、广纳不同的思想对于一个人的成熟和进步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如古代贤人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正是表达着这样一个道理。而如果有人以“会引起思想混乱”为由来禁止我们这样去作交流，这才是真可质疑的。想想，如果在家、在学校，父母、老师这样管制孩子、学生，通常人们会认为他们在禁锢人的思想，但是现在在极乐寺，对待同样的事情，大众却不这样认为，反倒还心甘情愿地接受，为什么会这样？ （二） 在贤S法师之后，我很有幸地又遇到另一位法师也给我带来类似的思想上的启迪，他是我们住在印度尼西亚茂物普门寺的时候遇到的龙泉寺比丘贤D法师。我们在普门寺的时候，每天都是同法师一起在圆桌上用餐，我们的到来似乎让他很兴奋，每次吃饭，他都跟我们交流很多他的想法，从当时刚爆出来的台湾“福智”团体丑闻，到他被师父派到国外考察弘法的经历，到他对我们团体修行理念的思考，再到他对我们后辈的修行建议……有些我听得懂，有些我听不懂，有些我似懂非懂，包括有些我不太认同的，仿佛就像一场头脑风暴。现在回想，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听懂听不懂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还是类似于我和贤S法师的交流那样：我听到了与僧团不一样的声音。而且，这比在极乐寺时有更充裕的时间和更宽松的环境，所以可以谈得更多，这就使得我的思想在与贤S法师的交流基础上，得到了更多的冲刷。其中很让我感慨的一点是，法师和我是同一体系的，我们的思想观念应该有很多一致，但事实上，他却有很多不一样的思想和见地。并且，正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体系的，他了解我们很多想法的根源，因此他谈出来的很多东西，能够直指我们的问题。像这样的话，在极乐寺僧团里，也是没有人敢说，而且没有人能说的。受到这样的触动，我便向贤D法师要了电子邮箱地址，希望日后还有交流的机会。原本也并未对于和法师的进一步交流有特定的想法，但由于回国事件极大地促发了我对极乐寺的质疑和反思，有些所思所感和法师谈到的东西有内在的契合，法师的思辨精神也仿佛隐隐约约影响着我，所以我回到寺里之后，就迫不及待地给他写邮件，对他谈到的一些问题作了整理，提出了我进一步的思考和疑问。如今我从我的电子邮箱里还能找到这封信的原件： ｛尊敬的法师慈鉴：末学贤瀚回到国内了。法师您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给予我们的很多教诫，末学一直在思考，对很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封邮件，算是对这些思考的一个总结，也有一些问题很希望得到法师您的帮助和解答。并请法师为末学所写的内容保密。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听说，您平时很少说话，这一次对我们能说这么多，很特殊。坦诚地说，我最初听到法师的一些观点时，思想受到的冲击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观点，自己头脑也比较简单，现在回过头去看，才认识到自己以前独立的思考是比较少的。但现在能够体会到您的悲心，感觉到您的提醒是为了让我们在出家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回到极乐寺后，面对现实的缘起，再对照您的一些建议，感觉有一些困惑。 1.您说，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时间，多学习佛法、学习戒律，即使常住的总体安排没有给我们专门的学习时间，我们也要想办法去争取得到更多的时间。——客观地讲，僧团里并不是没有学修的时间，通常上午出坡，下午上课。晚上的时间，在盖圆通殿以前是自习，自从盖圆通殿以后就改成大出坡了。以我们比丘尼二班为例，有三门课程：戒律、《广论》、师父开示。因为现在在盖庙的缘故，有时工地要抢工，上课就不是很稳定，但总体来说僧团还是比较重视我们的学修，80%的时候可以保证上课的。（注：这是2017年下半年极乐寺调整后的情况，上半年的僧团学修很不稳定。）但集体上课和自己阅读、学习还是有区别，我觉得个人读书学习的时间是要有的。从印度尼西亚回来之后，我把自己的重心作了调整。以前做事比较多，现在是只要有时间就去看书，能不做的事情就不做了。发现一天当中能挤出来自己学习的时间，排除掉生活所需、避免不了的事务和各种无常，大约能挤出1~2个小时。如果还想再多学一些，就要再想别的办法了。五堂功课（注：早课、晚课、早斋、午斋、拜忏）是不可能逃课，我会选择在大出坡的时候早退，或者是在工作中抽出时间，自己再去多读一些书。目前在读“八大部”（注：龙泉寺编辑的“南山律典校释八大部”），读进去之后，感觉到自己深入学修是很有必要的，否则自己出了家、剃了度，什么也不懂，活得就像瞎子一样。但另一方面，从出坡和工作中挤时间，也让我感觉心里不太踏实，虽然有的时候出坡和工作并不是那么紧迫。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取舍，是保证完成好常住的事情之后再去自己学习，还是就可以像现在这样，争取更多的可能性去学习？其实班上也不是没有那样的同学，有位同学除了五堂功课之外，很多随众都不去，很多常住的事情也不参与，连部组的工作也参与得不积极，也没人管她。她恰恰就是利用了这大量的时间，成为我们班第一个把比丘尼戒本和菩萨戒本背下来的人，戒律书也读了很多，现在她是我们班上最懂戒律的同学。但她这样做会不会偏颇呢？僧团会对这样的人给予信任和机会吗？另外，师父的开示中曾经有讲到过，要把个人的发展融入到团体的发展中，应该怎么正确地看待这个观点呢？承担集资粮是不是也很重要？（不过，既想学修上得去，又想承担集资粮，以我现在的条件来说，我觉得不太可能兼顾得到。）我同时也担心，自己放弃一些随众的活动（当然，不会很过份），会不会造远离团队的业呢？实际上自己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将来更好的修行，能做一个合格的出家人。 2.您说到，出家首先要让自己的生活正常化，还表达了一个意思，大意是说不要太激进，因为修行的道路还很漫长，不要把精力、体力一下子耗光了。——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我便发现自己出家之后，其实有的时候过得不是那么正常，例如长时间超负荷地承担，挤占应有的睡眠时间去学习，饮食有些过分地克制自己，疏于打理自己的生活等等。现在看起来，我把自己简单机械地和一些真正修行有道的人在外相上进行比较了，其实自己还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凡夫。同时我发现，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前几天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工地的材料需要看管，一天中午轮到我，午休的时间就被占用了。我事先跟班导法师请假，说因为这个承担，中午不能休息，自己下午和晚上的状态会受影响，所以中午的拜忏是否可以请假回去休息。班导法师说：“以后中午不能休息的时候会越来越多，所以如果你能突破的话还是突破一下。”班导法师的想法，我内心不是很赞成，但我觉得她并不是故意为难我，而是她的知见确实就是这样。她年龄40多岁，属于身体状况比较差的，但她并不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就在那一天过后两天，工地抢工，下午僧团全体大出坡，她在工地上干了三个小时，加上我们晚上诵戒，诵完戒时，她已经气虚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了。她还说，在工地上风很大，吹得她的腰很疼。我们问她，为什么不中途休息一下呢？她说，大家都干，自己也不能不干啊。结果那天晚上，在理疗室给她理疗了约有两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她连早斋都没有去用。这不是得不偿失么？这位法师是僧团里第一批受戒的，从这个问题来看，她的抉择取舍不是很成熟，其他的人不能说都会跟她一样，但也不能排除有相当的人会是这样的知见。因为来得早、戒腊长的缘故，并且她在佛法的学修方面属于僧团中很优秀的了，所以她还会引导带动很多人，后面的人又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如果不是和法师您有过交流，我可能不会觉得她的做法有问题，可能反而觉得是我有问题。又有一件事，是我们后来回到普门寺时，有见到Y法师，因为我爱好书法，跟Y法师有一些书法上的交流，我对他的抄万部《心经》的计划很感兴趣，觉得既可以实践贤启法师的建议，通过练习书法培养专注，又是在成就道业，于是也想抄，法师便说可以送给我毛笔和印章，寄到极乐寺来。因为收包裹需要班导签条，当我跟班导说这包裹是书法用品时，班导回答我说：“我们道场不提倡练毛笔字，交给库房或者文化设计组吧。”我一直不能够接受，感觉太不灵活了。我本身不是散乱放逸的人，就算这些毛笔放在我手里，我可能也写不了几次。如果是因为资源合理分配的原因而要上交，我也没什么话可说，但“不提倡练毛笔字”的回绝，真的让我不好接受。或许是我没有跟班导说明缘起，又或许是我接收贤Y法师赠送的毛笔会犯戒？现在我想，我要是想保证自己的修行能走在更正确的道路上，即便是班导也不一定靠得住，可能需要采取更多的智慧和善巧方便，或者可能有的时候得厚点脸皮才行。现在我的生活，比起以前正常了很多。例如饮食和睡眠能够保证充足，还有刚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时候，身心状态不是很好，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会强迫自己要很快地进入工作状态，而能够给自己缓冲的时间。但同时有一点也比较困惑，师父的开示中也有很多教我们要去突破、要去超越，教我们要精进，所以当自己去做一些不是直接跟修学佛法有关的事情时，就唯恐会浪费生命，但实际上，有的事看似无关，但却能维护身心的健康、安稳。对于“精进”“超越”的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待呢？ 3.现实处境的人生，何去何从？通过和您的交流，我现在比起以前务实了很多。以前仿佛是把自己看得超凡入圣了一般，现在我明白了，自己虽然出了家，外相和俗人不一样了，虽然也受了戒，有了行持的标准，但很多地方还是和俗人一样一样的。于是，也就把过去对自己的不切实际的高要求放低了，感觉自己会比以前放松一些，对旁人的那种内心的苛刻也降低了一些。反思自己以前的不切实际，一是和父母迫切的望子成龙之心有关，第二可能是对所受佛法教育的理解有问题。不过，当自己变得实际了之后，对自己的期许也降低了。我以前会期许自己这一生能够成圣成贤，而现在我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善根利器，就好像不太想努力了。以前可能有些激进和浮躁，现在反倒是懈怠和甘于平庸了。同时，也越来越感觉到，师父是不能够很具体地管我们了，那自己要想有所成就，可能就得靠“自学成才”了，但自己又不是聪明的人，能学成个什么样子，很难说。自己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呢？也看到身边的很多同学，她们并不主动和明晰地知道，自己的出家之路要走一个什么方向。以我的观察（可能也不准确），很多人都是随大流。虽然说在道场里我们应该服从安排，但是在“有自己的打算”的前提下服从安排，和因为自己不知道要干什么而服从安排，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状态。比方说前面提到的，常住安排今天全体大出坡，然后我会因为我想看戒律书，就会中途退出来去看书，而其他继续在出坡的人，有的可能是出于发心，觉得“我应该多为常住付出”；有的可能是对工程部的工作很感兴趣，有目标要在这方面好好集资粮；有的可能是遵守规定；而有的可能就是胡里胡涂地跟着干。以我自己的情况来说，我以前就是后两种。我想，如果我这一辈子都是这样的话，就算我在外相上服从了一辈子的安排，都很难说我会有成就、有贡献。我现在很迫切地觉得，我要尽早定好自己的人生规划，例如我想在戒律研究上有发展、在义理研究上有发展，就要赶快跟贤Ri法师、跟师父去汇报、去申请，让我的人生能早点进入轨道，生命真是容不得半点浪费。不然付出了那么大的辛苦，好不容易出场家，就白出了。不知道我想得对吗？4.有限时间下的抉择。进入10月，意味着我来到极乐寺已经整整两周年；而再过10天，就是受戒一周年了。回顾自己这两年来的出家生涯，真是胡里胡涂，觉得自己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真是再也耽误不起了。也是自己业感，依止的善知识不能在近旁指导，又没有足够有经验的尼和尚来引导自己。如果不是您的指点，我不知道自己会胡涂到何时。道场里的同学都太年轻了，一些比自己受戒早一两年的同学，也会因为她们本身也不清楚状况，随随便便给予自己一些错误的指导，如果自己盲目胡乱去听，就又会受到贻误。比方说，前几天，一位比我早受戒一年、去过美国观音寺（注：龙泉寺体系分道场，由极乐寺尼众住持）承担的一位法师，在和一位同学说练法器的事情，我无意从她们旁边擦身而过，她便对我说：“要好好练法器，到外面承担会显得非常非常重要。”我现在觉得这样随便建议别人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到底学什么最重要，以及对什么人来说学什么最重要，是不可以随便下论断和指导别人的。其实说到法器，它确实也是我的心头之痛。我们班在学法器上面受到过一些耽误，加上我自己本身对法器兴趣不大，虽然后来也曾提起兴趣过，但因为一些可能不是很正确的引导，那阵子热劲又很快失去了。现在面临的实际情况是，时间确实很有限，“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的精力在一个阶段内只能顾及一件事，那么我会选择先尽快地把戒律书读完。或许那位法师说的是真的，现在维那给我们上法器课时，也常常用“外派承担”的说法来促我们练法器，说真的，我很不喜欢这种恐吓人的方式。我觉得如果我们被外派，不懂戒律比不懂法器更可怕。像贤启法师也不懂法器，但也没有影响他现在广大的承担啊。请问法师，以我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这样抉择是不是可以？一口气写了这么多，是因为内心中对于出家修行有太多的困惑，同时也是唯恐词不尽意。说了这么多，总结起来，就是我更加认清自己的现实和处境，如果考虑到更长远的发展，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头脑简单、思想单纯、人云亦云地过日子了。现在想，一些别人认识不到的问题，我既然已经知道了，就先去做，尽可能保护好自己，人身暇满难得，没有必要陪着去牺牲。这并不是说不为团体考虑，而是现在自己的实力也考虑不来，不如先充实自己。虽然说了很多的问题，但目的也不是为了指责和抱怨团体和别人，而是为了更加清楚了解，我能怎么规避这些问题，怎么保护好自己，只有先站稳自己的脚跟，才能谈得上其他。相关的思考总结暂时就梳理到这里吧，感恩法师付出宝贵的时间来阅读末学的满篇赘言。 末学贤瀚顶礼 写这封信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也是一种自我“疗伤”的方式，在极乐寺的封闭环境里，能够有这样一个倾诉的对象，还是很有意义的。不过现在我在邮箱里没有找到法师对这封邮件的回复，只找到了自己对他的回复，我说：“感恩法师在繁忙之中给予末学的回复。看了法师的答复，感觉又豁然开朗了一些。您给我的指导，让我觉得更加放松自然，感觉这样才会让修行之路能够持久。”回想当时的情形，法师应该是给我回复了邮件，但让我阅后删除，所以我的邮箱中没有保留。回想当时的环境，我们在僧团里讨论这样的话题还是比较敏感的，这可能是法师让我删除邮件的原因。我也给贤启法师发了邮件，总结了印度尼西亚之行中遇到的僧团管理、团队协作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写了一份近万字的报告。法师回复我说：“了解别人，了解这个时代。”虽然很简短，但得到了回复，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鼓舞。虽然已经与贤启法师共事一段时间，但这是我第一次给贤启法师发邮件。这缘起还是在于，在印度尼西亚帮我们订返程机票的居士问我是否需要寻求说明，并说她有贤启法师和贤佳法师的邮箱，可以提供给我，我可以考虑给他们写邮件。我忽然想起来，之前编辑组的B同学给我转发的有关“不非时食”的资料，里面就有贤佳法师的邮箱地址，但我怎么就没有想过给贤佳法师发邮件？贤D法师在跟我们交流时，也说到了“不非时食”的问题，有提到贤佳法师给他发了很多有关“不非时食”的资料并鼓励他持午，他自己也在实践持午，觉得持午很好，建议我们有能力的话尽量持。受到法师的鼓励，我就想把我上次半途而废的持午重新拾捡起来，于是，我萌生了要发邮件给贤佳法师请教持午问题的念头。 21 与贤佳法师的邮件交流（略） 24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等待了，等手机拿到手上，我才好开展下一步行动。退出精舍的学习任务乃至离开体系是毫无疑问了，但怎样离开，我还拿不准主意。贤启法师给我的建议是先回到极乐寺再从容离开，而我当时的心情很急切，我想以最快的速度悄悄地离开精舍，但是按照戒律，尼众如果没有梵行难的因缘则不能独行，除非我能够确定我现在的境况是属于梵行难。于是我又写邮件给贤佳法师请教。因为不敢说自己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就含糊地说道：“作为一个尼众，因为要持守四独戒，所以来去无法像比丘一样自由。本来要在人群中找到跟自己有一模一样想法的人就很困难，更何况，如果自己和仅仅一位比丘尼被派到外面，让对方能和自己想法一样，可能性更加渺茫。所以，不管有没有选择好去处，我都没有办法一个人离开。最极端的办法，那就只能是舍戒了。”法师回复说：“没有到被迫破重戒的程度，最好不要舍戒，至少不要草率急于舍戒。适当包容、忍耐一段时间，可能外在人事会有变改。世间有漏皆苦，俗家烦恼牵缠往往深重，出家修道才易解脱自在，也容易弘道利人。不管他人怎么说、怎么做，自己严谨持戒修道，并以布施、忍辱、精进等助成，就不难安稳增上。功德回向往生极乐净土或兜率内院，待成就上胜功德时再来度化众生。”我说：“若是一般的人我磨合，不至于到舍戒的地步。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师之所说‘依师’。不方便详细说很多。”我又想，再把自己想离开体系的一些相关的考虑再跟法师交流一下，看看法师有什么说法，以免自己做出莽撞的决定。于是我说：“现在末学和另一位比丘尼被安排，在为去一个国家弘法做准备，接下来，我们两人是否能同时顺利出去，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在我们之前的两位比丘尼法师，本来也是被安排一起申请国外大学出去读书的，后来她们分别被两个国家的两所大学录取，就各自去了。末学认为这就是犯‘僧残’（注：佛制戒律的一个类别名称）的四独戒。如果发生在我的身上，会无法接受，同时也很难说同样的事情将来会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总不能到了临头才决定怎么办。如果费了老大劲准备，到头来你说不去，情何以堪？到时候恐怕就没那么容易承受呵责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为了持戒而不去读申请好的大学，是不是也会被指责不发大乘心？”法师回复：“所担心是合情理的。可以将先例情况（两位比丘尼分开单独上大学）和疑虑（犯僧残的四独戒）以及自己的心意（不想犯僧残）预先（现在）就报告上位法师，上位法师可能开导乃至批评，自己就自己对佛法修行的认识耐心呈白。师父可能会让停止您的国外留学申请。即使不停止，届时出现分开录取的情况，您坚持不独去犯僧残，于情理上是无过的，因为您有言在先。”法师的回复让我感到对于问题的看待更加清晰了，先前我还有些担心，这样放弃掉这个出国留学的任务是否不太值得，现在我没有这样的担心了。 （略） 法师给我作了很详明的一篇回复，说道：“（1）‘据说有的国家习惯上是过了下午两点才吃饭’，哪个国家这样？‘不合时宜、显得怪异’，不能成为不持戒的理由，否则剃光头、着僧衣等也不合时宜、显得怪异而应放弃。‘给世人造成麻烦’，可以找笃信的居士护持，他们一般乐意护持信守戒律者。如果怕麻烦居士，那么很多事不要找居士，何独持戒上怕麻烦居士？另外自己可以灵活想办法解决吃饭问题而避免麻烦他人，乃至每天只吃一顿早餐（或上午餐）也可以。《中阿含经》说：‘佛游迦尸国，与大比丘众俱，游在一处，告诸比丘：“我日一食，日一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稳快乐。汝等亦应日一食，日一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稳快乐。”’（卷五十一）现今的实例如我以前分享的数据《节食、辟谷、过午不食的实例经验及实践问题的讨论（20170930）·对某比丘尼寺院住持的访谈》中那位比丘尼住持说：‘A寺好几位是日中一食，好多年了。这几个日中一食的从来没生过病！十四五年了吧。她们身体棒得很！’又《〈奇特的断食疗法〉〈神奇的少食健康法〉（日本甲田光雄着）摘略（20170407）》中说：‘人们很容易接受现代营养学，以致使所谓“合理地摄取充足而平衡的营养”成为潮流，也与战争年代食物缺乏、人民饱尝饥饿之苦的影响密切相关。近年来，由于脱离贫困而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过于追求饱食、美食，享受口福，结果使营养过剩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不仅肥胖的儿童越来越多，而且食物缺乏时代很少见的糖尿病、痛风、心脏病等所谓的‘富贵病’也逐年增加。最可怕的是，直至目前，被这些疾病缠身而整体身体倦怠乏力的人们，并未真正认识其发生疾病的根本原因，而是仍然以为身体缺乏什么营养。有不少人，甚至在营养过剩而消化不良、毫无食欲的情况下，还千方百计地摄取营养。这样，就使本来可以治愈的疾病更加恶化，以致断送自己的一生。因此，笔者认为，这些可怜的患者，实际上是错误营养学的牺牲品。’我以前分享的有关饮食健康的资料可再多详阅，突破现代流俗的饮食健康观念。“（2）‘可能只能在外面吃些干粮、饼干之类，长期这样会受不了的’，这不能成为不持戒的理由。《四分律》中佛说：‘我为诸弟子结戒已，宁死不犯。’（卷一）因为小小身体健康理由而放弃持戒是不符合戒律精神的。另外现代快餐饮食品类丰富，随时可买或请餐厅外送，何必只是简单的干粮、饼干之类？早晨明相就出门只是冬季一段时间，不一定很长时间。还有时放假，或选修课错开临近中午时，都可从容用午餐。‘如果我还坚持不非时食戒，会对我那位不持不非时食戒的同伴造成吃饭的困扰’，可以劝化、协助她持守不非时食戒。她若坚持非时食，您自己提前吃过了，陪她坐着也无妨。可能对方有‘压力’困扰，并非坏事，总比理直气壮、无惭无愧地非时食要好。‘同伴又无法帮我忏，可以自己在佛前自责心忏悔吗’，可以在佛前发露忏悔，待以后找到清净者再正式忏悔。以上供参考。”看了法师的回复，我感到受到很大的鞭策，决定把我来到精舍之后中断的持午再重新持起来。并且，我对于要离开体系的打算，心里更有底气了。我说：“目前感觉我们团体算不上持律道场。例如，‘不非时食’公开‘开缘’，对于想持不非时食戒的僧人反倒造成压力。乃至于像您所说，我们会对居士有各种‘麻烦’，唯独在持不非时食戒时难以请他们给予支持，另一方面精舍的护持居士没有这种概念，因为缺少语境，缺少氛围。又如，比丘尼连僧残的四独戒都‘开缘’不持，末学觉得没有比这个更可怕的了。仅仅一两条重要戒条的持守都困难重重，更为重要的是团体推崇‘依师法’核心理念存在极大偏颇，这让末学感到避之唯恐不及。同时感到在同一道场里与自己有同样认识的人可能寥寥无几，自己的处境是极其孤立无援的。籍此，末学觉得离开此地是势在必行之事，至于以何种方式离开，则是次要考虑的问题。”我思来想去，决定还是再多向法师透露一点情况，请他帮我辨析，我的情况究竟能不能独行。1月13日早晨6点多，我给法师发送了一封邮件，说：“末学现在是这样一个处境：名义上被僧团安排到某处进行封闭式学习，实质上自己从中更多感受到胁迫、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乃至于有种种看不清真相的、未知的恐惧，这是个人很真实的感受。加上了解到自己先前所受戒并不得戒，因此想快速脱离这一环境，重新找一个道场，次第解决明了戒相、如法忏罪，以及重新抉择未来修行方向等问题。为了以最妥当的方式离开，避免造成更多未来修行的障碍，所以不断有问题叨扰法师，还请法师海涵。（1）如法师先前所说，广义的梵行难即指影响后续修行，以前面所说，末学的处境是否算是遇到梵行难？（2）最坏的打算，是自己设法离开（因为不见得僧团允许我回去）。如果算是梵行难，那么末学在离开的过程中，产生的独行、蓄用钱宝等问题，是否可以开缘？以沙弥尼十戒为例，可以开缘的程度有多大？（3）不知法师有没有手机号、微信号等更便捷的联系方式，这样可以比邮件更快，可以随时请教法师问题。”最后我说：“末学的抉择是要离开，这个大方向基本不变。在这个过程中，戒律方面，或者其他法师您想到可以注意的，还有什么建议吗？以上，包括前两天的交流，请法师帮忙保密。遇到的问题，祈求法师帮助！”贤佳法师回复说了他的手机号，又把几位长老尼的手机号也提供给了我，说我可以和她们联系，并解答我的问题说：“可以算作广义的梵行难，蓄用钱宝是没有梵行难开缘的，这种广义梵行难可能还没紧急严重到开缘独行。可尝试申请回极乐寺僧团，然后从容离开。若不批准申请，可以再申请，并可适当用消极不合作的方式（以不违戒为前提）表明态度，应该会被安排调离的。”最后他又说：“前两天交流的内容我考虑适当摘录，晚些时日匿名分享给一些法师，可以启发、帮助较多人。您有什么顾虑呢？”看到法师说要把和我的交流内容分享出去，我的心里顿时涌起了恐惧，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很担心会“打草惊蛇”，对于自己后续的安全状况感到难以预计。但基于之前跟法师的交流，他对于我所提出的种种顾虑都能够直诚坦荡地给予响应，所以我相信我提出自己的担忧，他会加以斟酌的。于是我直言道：“末学可能是第一个离开极乐寺的‘比丘尼’，身份太突出了，在此时的风口浪尖上，觉得还是低调为好。末学比较谨慎，其原因也是对师父、僧团、上位的了解很有限，尺度不敢放大，还望法师理解。”法师说：“师父的观念、行为和权势对律制产生很大破坏，还在组织一批高学历僧人写戒律书，‘有理有据’地变改律制，流通后世，有法师跟我说将会掀起汉传佛教有史以来最大的滔天巨浪。损害的不仅是极乐寺的现有比丘尼和后面源源不断的出家者，还有全国佛教界众多道场以及后世出家人。现在有典型材料，如果不作揭发点破，以后更难挽救。我会稍晚些时间分享，您争取尽快离开。我手头还有其他较多数据和评论意见，会一起公开，结合‘福智’团体事件情况，使佛教界众多人认识师父似是而非的观念、行为和巨大危害，师父将不能为所欲为，您不用太担忧师父可能的阻碍。H法师、W法师、L法师等（注：长老尼）也会得到这些数据，她们应该会体谅支持您，也将会帮助到其他很多与您类似的尼众。最近您可请H比丘尼帮助推荐去P寺或其他持戒的尼众道场。真下决心离开并坚持走出家道路，就不用太担忧师父可能的阻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次的回复让我感到特别震撼。最让我受到震撼的不是他所说的师父的问题，因为师父的问题我自己已有亲身的体会，而是他的勇气和气概，这样的事情不是谁都能够做的。顿时，我心底仿佛也被注入了一股力量。我告诉法师说：“末学现在在北京，首先要争取回到极乐寺，然后才能离开。这过程中有无尽未知数，但现在已在尽力推动。在与法师交流的过程中，感受到法师的态度：面临再大的困难，也要把护戒放在第一位。这无形中也会增加一些难度。保守估计，最快要十天至半个月，才能完全从极乐寺脱离。”法师说：“了解了，可以。H法师就是我先前分享数据《节食、辟谷、过午不食的实例经验及实践问题的讨论（20170930）·对某比丘尼寺院住持的访谈》中的那位比丘尼住持。您的手机号是多少？我可先向她介绍您的基本情况和您要如法受持比丘尼戒的心意，然后您可直接咨询、请求她的帮助，或许她可安排人接送护助您。另外，您是否在北京魏公村的崇义精舍？此精舍的主人*（手机*）跟我业缘非常好，我可直接请她护持您。”我感谢了法师的心意，告诉他说，我不在那个精舍，目前已经找到了可以提供帮助的人。在和贤佳法师的交流之间，这个双休日一点一滴地过去了，约定拿手机的日子将要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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