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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吹哨人释贤瀚以第一人称讲述学诚事件心路历程《梦醒极乐寺》连载一 |
本书成书于2023年,而学诚事件全面爆发于2018年夏季,整整五年的时光,对于作者来说,曾经的强烈刺激、痛苦经历,宛如一场梦,作为学诚淫魔的直接受害者和勇敢的吹哨人举报者,作者释贤瀚尼师,需要一个不短的时间来消化、沉淀这所有的梦魇。末学以为,写这本书,对于作者本人来说,是一个疗愈的过程;而更大的意义在于,她以第一人称、第一视角讲述了西藏密宗广论邪师—释学诚,妄图以倡导的密宗四皈依的依师法,将门下美丽的女尼驯化成性奴的心路历程,内心的挣扎与痛苦。如果不是作者持戒的心志坚决,恐怕早就成了学诚的玩物。在世间法都不想要男女之事了,来到清净佛门倒险些被上师所玷污,那是怎样的屈辱和精神打击! 然而,作者毕竟处于大陆封闭的宗教环境里,这是释学诚所领导的外显内密的中国佛教协会许多人的共同意愿吗?因为只有如此,才方便他们用密宗喇嘛教的所有邪恶教义来奴役中国大陆的出家众,和充分利用在家居士,完整复刻曾经在旧西藏一千多年来,喇嘛教贵族以密宗喇嘛教政教合一、作威作福的模式,这也同样是近几十年来,达赖喇嘛台湾后援会的日常法师所带领的福智淫乱团体的模式。 以西藏密宗喇嘛教的邪恶教义为最终的依归,贪嗔痴只会在打着清净佛门的旗号下越来越深重,教头作威作福、信徒做牛做马,乃至是性奴,是必然的结局。只不过是因应了世间的环境,稍微做一些变通调整,如日常法师,在现代的台湾社会环境下专门吸引高学历的年轻人出家为奴,不同于旧西藏所奴役的多数是农奴。 因为信息被刻意封闭,所以,即便作者具备足够高的世间学识和智慧,可是她无法接触到真正佛法的知见。作者花了不少的篇幅在叙述与贤佳法师过午不食戒的问题,一方面显示出整起事件的吹哨人都是很注重出家戒律的,末学随喜赞叹,但是另外一方面,正知见不够,所以在这些小戒上着墨过多,花了太多心思,所学的压根就是相似佛法而不是佛法,看起来持小戒再清净没有很大帮助,但持戒终究有功德。 邪见、邪法,是学佛修行要辨明的第一要务,包含是否真正善知识。如果没有看清楚是不是真正佛法,就象一个盲人处在悬崖边上一样危险,实际的危害程度远远超过坠落悬崖。生死也不过一生,可是邪见种子生生世世延续。危机情势下,持午戒不严格、吃错食物等小戒,忏悔即可。 释贤瀚: ——举报学诚尼自白 (释贤瀚著) 前言 这是一部纪实性的作品。由于事情过去已久,有些记忆可能有所偏差,但我所写的是我记忆中的真实。文中有些地方为了便于介绍清楚事情,可能有意无意对事况作了整合,例如有些小细节的先后次序可能不对,但事情是真实的。考虑保护一些人的隐私或个人感受,对一些人名或个人信息作了隐略处理。 谨以此书献给我所挚爱的极乐寺,愿每一个人梦醒 贤瀚 (版按:目录不完整,仅供参考,敬请见谅!) 开头的话 距离2018年2月7日的凌晨从精舍逃出,已经过去五年多了。这五年来,我经历了什么?一言难尽!在这个事件当中对我而言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站在岁月静好的当下回首当初,发现那段日子在我的心中仿佛已经如同云烟,已经变得像水一样平淡。这样的平淡是好事吗?我想,对于个人眼前的修行来讲,可能是好事,而对于更长远的历史来讲,这样的平淡可能不是好事。遗忘伤痛或许有助于我们恢复现世生活的舒适和平静,但不能由此给人们带去警鉴,不能帮助人们避免我曾经走过的弯路、避免遭遇和我一样的痛苦,类似的历史可能一再上演。人微言轻如我,知道自己并不能撼动什么,但我想,忠实记录下我的经历,多少可以给那些曾经和我有类似遭遇,或是以后可能有类似遭遇的人们以启示,至少也可以让她们知道,她们并不孤独,从而会多一分坚持向前走的勇气和力量。也许,历史在她们身上会发生一点小小的改变。那么,这份文字就会有它存在的意义。在第一版《梦醒极乐寺》的书稿里,由于时间的仓促,有许多内容未能忆说,现在挖掘更多同历此事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让有缘的读者对整件事情有更全面的了解,由此可能看到更多的警示意义。 贤瀚 2023年9月24日 短信逼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 出逃的夜 2018年2月7日的凌晨一点多,接我逃离精舍的车,载着我疾驰在去往机场的路上。在这北京城沉睡的时分,道路空阔,鲜有行人的影子,熟悉的只有路旁的路灯投洒下来的昏黄的灯光。它是这沉寂的寒冷的夜色中有限的一份暖意,却又仿佛越发反衬出黑夜的深邃。车子在这难得畅通无阻的道路上行驶,尤其感觉开得飞快,它迅速把一盏盏路灯投在路面的黑影抛在了我们身后。每一段路的前进,都让我感到,我离精舍又远了一些、再远了一些,我安全了一些、又安全了一些。我一直担心随时会有人从后面追上来,只希望车子能开得快一些、再快一些。但同时我心里也有一丝隐隐的犹豫:真的就这样走了吗?我还可能再回去吗?我特地给自己留的门,还有意义吗?……然而,车子越开越远,我越发感到难以开口再让车子调头。司机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车子仍然在坚定地向前开,仿佛,“义无反顾”是一个由不得我的选择。事实上,当迈出那扇门的时候,就决定了,我不可能再回去了,之所以把门虚掩,可能更多的是在这紧迫而重大的事态下,给自己心里留一丝舒缓紧张的出口。毕竟,这件事远远超出了我的人生经验,不仅是我从未经历过,即便放在中国佛教界、放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这也是一个大事件。不曾想,刚刚过去的一个多月,会改变我的人生、我修行的轨迹,也埋下了因种,改变了许多人的修行命运。 2国际弘法 2017年12月25日,我受我所在的福建仙游极乐寺的委派,和一位极乐寺的尼师贤Ju一同前往北京,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北京学习一段时间的西班牙语,然后申请签证去西班牙继续进修,然后扎根,为师父日后在西班牙的国际弘法事业开疆拓土。我们的师父是学诚法师,时任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全国政协常委,也是北京龙泉寺、福建莆田广化寺、陕西扶风法门寺三座大寺的方丈。其实,按照戒律,我们是女众,学诚法师是男众,学诚法师不应该是我们的师父,但是在我们出家的极乐寺是这样定义的,我们从出家一开始,也深深地接受这个定义。不仅如此,我们寺院最重要的修行理念是“依师”——在我们所接受的出家教育中,这是一以贯之的。“依师”,说白了就是,师父说什么就是什么,师父让“我”做的事情,全都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应该去做的,不容有丝毫的怀疑。 我们寺院还有一个广为倡导的说法是“我们要成为师父的手和眼”,意思是我们有责任去帮助师父开拓他的佛教事业,把师父心中的那幅复兴中国佛教的蓝图变成现实。这些理念、说法都是从北京龙泉寺一脉相承地传下来的。某种意义上,极乐寺就像是龙泉寺的女众翻版。 2000年代初,师父从福建去中佛协任职,开始长驻北京,随后有因缘接了龙泉寺,担任方丈,这座荒弃多年的古寺就在他的带领下从无到有地一步步复建、发展起来,直至后来被坊间神乎其神地传说为“北大清华的后院”。这一称谓固然有点夸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龙泉寺的“传神”之处。龙泉寺由于地处北京西郊,靠近北京的高等学府、新兴产业聚集的海淀区,加上师父尊崇台湾的日常法师,并将日常法师所领导的“福智”僧团的运作模式在龙泉寺进行复制——据说复制得很成功,使得龙泉寺也像“福智”僧团那样,吸引了众多高学历人才,而后声名渐渐远扬。很多慕名而去龙泉寺,开始只是想了解佛教文化、学习佛法智慧的年轻人,后来“不知不觉”地就想出家,男众自然而然就留在了龙泉寺,而女众却不可能留在龙泉寺。 这些女众本来可以去寻找正规的尼众道场,有的人去了,但还有很多人不愿意那么做,因为她们不想脱离师父领导的“体系”,她们认为师父有非凡的功德,只有在师父的摄受下学修佛法才是最有意义的。恰逢其时,2012年,师父的母亲郑珍哥在其家乡福建仙游复建的一座老庙“往生寺”完工了,师父前往参加了开光仪式,将寺庙改名“极乐寺”,而后,他在龙泉寺僧团内部正式宣布,他将开始摄受女众。于是,第一批发心出家的女众始从龙泉寺派往了极乐寺。虽然师父在处理他和极乐寺的关系上,对外表现得很谨慎,但在体系的内部,他毫无疑问地充当着女众们的依止师,以他创建龙泉寺的理念和方法继续指导极乐寺僧团的建设。 到了2015年前后,师父公开提出他未来弘法的三件大事:藏经校勘、佛经翻译和国际弘法。所谓的国际弘法,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要在海外建道场。师父说,女众弟子会作为国际弘法的主力。龙泉寺僧团的比丘法师跟我们讲,师父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师父觉得女众听话,不会乱跑。师父提出这三件大事,也意味着我们的团体需要有更多的人出家,需要大力发展出家众。那时候的龙泉寺正发展得很红火, 师父又刚当上中佛协的会长,在这样的声势下,更多的人被吸引着来出家,一批又一批与龙泉寺结缘的女众被源源不断地送往极乐寺。到2017年底,成立仅四年时间的极乐寺已经拥有约500名尼师,同时,我们的体系也在美国、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多国建立了道场,由一拨又一拨的极乐寺尼师前去住持。响应师父的号召,“国际弘法”已然成为极乐寺的大势所趋。 然而我没有想过这个任务会这么快降临到我的头上,因为团体里还有很多其他需要做的事,况且我怎么也不觉得自己是适合“国际弘法”的那块料。我的心愿是想踏踏实实在极乐寺待上十年,我不想被外派,而是想深入研究戒律,因为看到年轻的极乐寺僧团戒律基础比较薄弱,我想为改善这个状况做点事。如果我没有出家,我会觉得出国学习是一个能让我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好机会,但出家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持戒修行,初出家的我需要有一个安稳的修道环境来让自己长养道心,而出国不能提供这样的环境。但是,哪怕有一百个不愿意,我也不能拒绝,而只能接受,必须执行,因为在我们的团体里,“依师是第一修行”。 3 出发 极乐寺的当值贤Bo通知我们外派任务的那一天是12月21日。她说,我们要在25号出发,火车票已经买好,这几天就准备准备。还说,我们这次去了北京,就从北京直接去西班牙,什么时候回极乐寺就不知道了,让我们把个人物品收拾得彻底一点。这么大的事,只有三天多的时间准备,未免太仓促了。但这是极乐寺一贯的风格,以前我们身边的同学被外派,都是说走就走,也根本不知道去了哪里。通常外派的任务都是要保密的,整个极乐寺只有管理层的极少数人知道具体情况,我们这次去西班牙的任务大概也是如此,在极乐寺的范围内,除了贤Bo之外,还知道这件事的人,应该就只有贤Ri法师了。 贤Ri法师是龙泉寺的一名男众法师,师父把他和贤L法师(师父的另一名男众弟子)一起派到南方,让他们协助管理广化寺、极乐寺。他们在极乐寺的职务是主管法师,比起作为当值的贤Bo来说,有更高的管理权。对于极乐寺的普遍大众来说,贤Bo就是最高领导了,而贤Bo有重要的事情还得向贤L、贤Ri法师请示,什么事能做或不能做,要取决于他们的意见。但贤L法师的主要精力放在广化寺,所以还是贤Ri法师对极乐寺的管理更多一些,他经常在广化寺、极乐寺两地奔波,不是每天都在极乐寺,需要找他的时候,得在他回来的时候抢时间。贤Bo交待我们抽空见贤Ri法师一面,聆听他有什么具体指示,并给我签了个条,让我去档案室领出我的身份证、户口本和护照,说这三个证件是我们出国必须要有的。 我所有的证件都被存放在档案室,极乐寺每个人的证件都是如此,从一进入极乐寺,所有的个人证件都要上交。如果有必要的事情需要用到证件,需要贤Bo签条,拿着条去临时领出来,办完事之后,得再还回去。寺里跟我们说,这是为了保证我们安心修道。我的戒牒也放在档案室,是在受完戒回来以后,寺里要求我们统一上交的。如果说身份证是一个中国公民在中国的通行证,那么戒牒就是一个出家人在佛教界的通行证。我想,我出国了,怎么跟别人证明我是一个真的出家人呢?得有戒牒才行吧?不过,贤Bo没提这茬,估计是没打算让我们领,因为寺里很怕我们“跑”,要是我手上有自己的戒牒,去别的寺院参学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我还是打算问问看。我看着贤Bo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道:“法师,戒牒能领吗?”贤Bo翻了翻眼皮,头也没抬,不假思索地说:“你领那个干嘛?”也不等我说话,就扔下我,自顾自地走了。果然不出所料。好吧,那就按贤Bo说的做吧。 在去档案室的路上,我心里还是挂着戒牒的事,但是贤Bo又不同意,这可怎么办呢?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我想,要不我在这个条子上加写个“戒牒”?我就骗档案室的法师,瞒天过海地把戒牒领出来。我转念又想,不好不好,这样骗人也不安心,况且要是被她们发现了,我就麻烦大了。就这么惴惴不安地来到了档案室,满怀心事地把能领的证件领出来了。领完了证件,心里感觉堵堵的,很奇怪的事情,我又没做坏事,又没撒谎,可是为什么心里感到这样的不踏实呢? 领完了证件,接着要去计算机房领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这个也是得要贤Bo签条。计算机是我和同伴一人一台,但手机只能领一部。虽然极乐寺不缺手机,因为我们每个人来到极乐寺,都按要求第一时间上交了自己的手机,算下来极乐寺得有几百部手机,但是手机作为了解外界信息最直捷便利的工具,比起计算机来说更影响我们的安心修道,因此极乐寺是要极力严格管控的。贤Bo说,手机两个人共享一部就行,她担心贤Ju贪玩心重,所以这部手机就放在我的手上,由我来保管。拿到了手机,贤Bo又给我一张手机卡,告诉我号码,说这个是一个北京的号,但没告诉我机主是谁。她让我注册一个微信号,然后加上她,以后方便联系。我来到极乐寺两年多,没碰过手机,微信也成了一个陌生事物,一时不懂得该怎么操作了。由于注册需要别人说明认证,后来在一位担任执事、有资格拿手机的同学帮助下,我总算注册成功了。马不停蹄地把这些事情办完,半天也就过去了,对于这个突然砸下来的“国际弘法”,我的头脑还是有点发懵,但没有功夫静静地梳理一下自己的心绪。 到了晚上,贤Bo又把我和贤Ju叫去,说,师父给我俩安排了这么殊胜的任务,也意味着要亲自摄受我俩了,这样荣幸的事情,我俩没想到要跟师父表达一些什么吗?她让我俩写一份心得,当天晚上就拷贝给她,她转给师父。我诚惶诚恐地就赶紧写心得去了。写好了送过去,贤Bo说,在我们出发之前的几天,每天晚上都要交一篇这样的心得。其实我心里很疑惑,师父承担那么多事,应该很忙,他真的有时间看我这样一个“远程”的小人物的一篇无关紧要的心得吗?我们被外派,真的是师父指定的吗?那么他指定的依据是什么呢?是他发现了我有什么独到的过人之处,而我自己没有发现,所以他要开始亲自摄受我了?感觉挺玄乎的,我原本就不踏实的心越发飘浮起来。 一团迷惑之中,出发的日子来临了。手忙脚乱之中,我和同伴好歹把贤Bo交待的事情大体完成了,临行前,趁着贤Ri法师在寺里,我们还去拜别了他。25日早上用过早斋之后,寺里派了车送我们去仙游火车站,等我们到了北京,还会有护持的居士会去车站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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