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2008年西藏暴动时喇嘛集体出动，其中一名喇嘛飞踢一脚的瞬间被抓拍。

世人会问：不是主张一切皆空吗？不是应该都在喇嘛庙里念经、辩经吗？

殊不知，自古西藏的喇嘛便拥有自己的军队与武器，既与百姓争产、鱼肉乡民；

亦与朝廷抗衡、活剥朝廷三品命官制人皮鼓，节日击鼓示威。

喇嘛教根本就不是佛教，与其说是宗教团体，不是说是独立武装。

在元朝皇室的扶植下，藏传佛教即喇嘛教不仅在吐蕃本土，而且在内地以至全国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元朝统治者佞佛程度之严重，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他们尤其尊崇藏传佛教。（版按：使用“佞佛”二字不正确，因为所谓“藏传佛教”其实是喇嘛教冒充佛教之名以欺骗世人、掠夺佛门资源一千多年，普罗大众根本就没有能力分辨佛教真伪，作者误用词汇情有可原。）藏传佛教本身富有神秘色彩，其侈设仪式、讲究修法、演习咒术等等，与其他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以及汉地佛教禅宗等比较起来，更容易为蒙古统治集团所接受，因为它适应了蒙古君主及王公贵族既想纵欲又要求长生的双重心理。自元世祖忽必烈时就产生了偏爱藏传佛教的倾向。元成宗大德年以后，元代进入中后期，皇室贵族生活更趋奢侈，嗜佛妄僧的风气也更加靡张，到了元英宗、泰定帝时，几乎到了举朝痴迷的地步。史载泰定帝、后曾多次受戒，如泰定元年(1324年）六月，泰定帝在上都“受佛戒于帝师”；二年(1325年）十月，皇后亦怜真八剌在上都“受佛戒于帝师”；十二月，“帝复受佛戒于帝师”；三年(1326年）七月，“皇后受牙蛮答哥戒于水晶殿”。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贵族大臣也纷纷以受戒为荣，竟成为一时风尚。正如元诗人所诵：“似将慧日破黄昏，白昼如常下钓轩。男女倾城求受戒，此中秘密不能言。”【出自《张光弼诗集》卷3《辇下曲》。】“安息熏坛建众魔，听传秘密许宫娥。自从受得毗卢咒，日日持珠念那摩”。【出自朱有暾：《元宫词》】

有元一代，吐蕃高级僧侣们由于在政治上得势，因而声势煊赫，威震朝野。元朝刑律甚至规定：“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出自《元史纪事本末》卷18《佛教之祟》。】

法律上既被赋予如此特权，这些“西僧”即吐蕃僧人往往有恃无恐，跋扈恣睢，怙恶横行，无所不为。据《元史·释老传》记载，西僧龚柯等与王妃争道，“拉妃堕车殴之”。又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璧。璧方询问其由，僧已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发，捽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归，闭诸空屋，久乃得脱。奔诉于朝，遇赦以免”。王妃、上都留守尚且如此受辱，一般平民下等人更可想而知。

14世纪初，高丽诗人李齐贤在中国访问期间，曾目睹蕃僧挞杀站吏之事。蕃僧倚仗朝廷庇护而逍遥法外，站吏家人冤不能申，“妻子相看空雪泣”。【出自《益斋集》卷2《新安站有蕃僧挞杀站吏》。】往来于大都与吐蕃地的西僧常有强住民居者，“因迫逐男子，奸淫女妇”【出自《元史》卷202《释老传》。】，干尽了坏事。

吐蕃高级僧侣还常以做“好事”（功德）名义，奏释重囚，从中受贿得利。依据法律当判刑的人，帝师的一道法旨就可以获赦免。例如宣政院官员李良弼受贿鬻官，本应治罪，但“直以帝师纵之”。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次就因吐蕃僧侣借做佛事，释京师大辟之罪30人，杖罪以下百人。史称“西僧为佛事，请释罪人祈福，谓之脱鲁麻；豪民犯法者，皆贿赂之以求免”。【出自《元史》卷130《不忽木传》。】“西僧”受贿循情，其结果只能使元朝法制更为败坏。

图示：2008年西藏暴动时，拿起武器破坏他人财物的喇嘛们！

就算有所不满，也应该通过其他方式沟通，而不是破坏不属于自己的、无辜百姓的财物。

何况喇嘛们心中永远默认的精神领袖是达赖喇嘛，将年轻的信徒们送到枪口下，

自己养着宠物、健着身，私下修着性交术，快乐得很！

元朝皇室在为兴办佛事，兴建庙宇佛塔，赏赐帝师国师，泥金写经以及回赐蕃僧来贡等方面，耗财甚巨，其用度之大是惊人的。

大德二年(1298年）时，据右丞相完泽说，国家岁入金1.9万两、银6万两、钞360万锭，然而每年支出要超过收入一倍。在元朝财政支出中，布施蕃僧、赏赐寺院及资助其宗教活动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当时有人指出：“罄竭帑藏以供西僧好事”，“今国家财赋，半入西番”。【出自《历代名臣奏议》卷67《郑介夫上一纲二十目》】纵使没有如此严重，但用于吐蕃僧侣的开支巨大，总归是事实。单以朝廷对吐蕃僧人赐赉来说，数额就很庞大。例如：至大四年(1311年），赐国师板的答钞万锭；皇庆元年(1312年）二月，赐西僧金5000两，银2.5万两，币帛各39900匹；延佑七年(1320年）七月，赐西僧沙加钞1.5万贯；至治元年(1321年），赐西番萨迦地僧金250两，银2200两，袈裟2万；至治二年(1322年）九月，赐西僧班吉钞5万贯；至顺三年(1332年）五月，赐萨迦僧钞4000锭，币帛各5000匹。【见《元史》各本纪。】这样，某些具有特权地位的西僧手中便聚集了大量财富，如西僧必兰纳失里家中所拥有人畜、土田、金银、货贝、钱币、邸舍、书画、器玩以及妇人七宝装具等，“价直鉅万万”【出自《元史》卷202《释老传》。】，这是一个突出的实例。

藏文史籍《青史》上说，这时绝大部分萨迦派三藏法师都只是追求利禄，满足于饮食男女等俗世享乐。这同以上《元史》中有关记载是一致的。总之，愈到后来，吐蕃上层僧侣的腐化堕落愈形严重。他们之下，有农奴供役使，他们之上，有朝廷的优待，个个一味地醉心于利禄，纵情于声色。他们频繁地来往于内地与吐蕃之间，出入皇宫王府，交通卿相豪门，甚而以名为“演揲儿”（意为“大喜乐”）法的房中运气术传授取媚于元顺帝，“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唯淫戏是乐”，使得元朝皇室“丑声秽行，着闻于外”【出自《元史》卷205《哈麻传》。】。吐蕃佛教密宗派中这种认为借助性力可求得“解脱”的所谓“男女双修”修持法，往往为元朝封建统治者追求荒淫腐朽的生活大开了方便之门。

罗贤佑著,中国历代民族史  元代民族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05,第261—263页 

罗贤佑（1949年6月21日-），男，汉族，河北定州人，祖籍河北广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曾任民族历史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蒙元史及中国北方民族史。

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师从翁独健研习蒙古史。1981年起在民族研究所工作，1989年晋升副研究员，1999年任民族历史研究室主任。主持编写《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元代部分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担任《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副主编并撰写《元代民族史》卷，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研究生教材。翻译法文版《突厥世系》，培养博士研究生多名。（引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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